【大纪元2016年03月19日讯】在中国传统新年习近平调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央视三家中共党媒，并释放夺取舆论控制权后，习阵营与江派刘云山在文宣领域上的博弈愈加激烈。而近日，有海外媒体报导新华社驻冰岛记者黄晓南，在两会期间跳楼自杀，时间距其回国不到一周。警方调查后称是因抑郁自杀。
自中共十八大高调反腐以来，因抑郁自杀死的官员时常见诸报导，这让人在怀疑他们真正自杀理由的同时，也在询问是什么让他们患上了“抑郁症”。应该说，失恋，生活困苦等普通人患上抑郁的原因，放在他们身上并不适合，而他们更有可能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自己曾做过的某些事会在某一天东窗事发的忧虑，让其情绪低落，寝食不安。身为记者的黄晓南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从网上有限的资料可以看出，黄晓南是在2014年被派到冰岛任驻外记者的，之前则在加拿大任职，担任新华社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加西办事处负责人，被派驻的时间大概是在2009年左右。而在被派往加拿大之前，则是在以色列任新华社驻耶路撒冷首席记者，2000年左右在美国西部做新华社派驻记者，更早是在香港工作。
上述履历显示，黄晓南在海外的任职经历是十分丰富的，这除了说明其语言能力强、专业尚可外，也表明他受到了重用，甚至还有某种特殊背景。这样的人会因何抑郁呢？
有网上分析称，黄晓南或与中共驻冰岛大使马继生及其妻子钟月因涉嫌向日本泄露国家机密而被逮捕有关，但马继生夫妇应是在2004年至2008年在日本任职期间泄密的，彼时黄晓南与他们并无交集。即使在2014年，黄晓南被调到冰岛，双方产生交集，黄介入其泄密案的可能性也不大。
笔者倒觉得黄晓南抑郁或许与其在加拿大任职有关。当时，黄晓南多次报导了加拿大可再生生物能源公司上市等方面的新闻，他还与中共驻温哥华领事馆领事段海鹏、温哥华中资企业协会等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嘉宾出席了庆典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可再生生物能源公司的大股东是加拿大中兴发展有限公司，而加拿大中兴发展有限公司是山东枣庄新中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独资公司，曾经是新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长的江卫，也担任加拿大中兴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则是刘学典，刘与黄晓南存在交集。
新中兴实业公司在枣庄是一家重要企业，历届官员都相当重视。2006年至2015年，先后担任枣庄市长、市委书记的陈伟多次考察该企业，他对该企业在加拿大的投资也相当重视。而这个陈伟与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关系密切，曾帮谷丽萍打理山东的事务，且谷近年几次回枣庄都是陈伟负责接待。在令计划夫妇被抓后，陈伟的仕途也戛然而止，被开除党籍。
如果陈伟、新中兴实业公司、加拿大可再生生物能源公司、黄晓南之间有什么隐蔽的关联，也不会让人意外的。而近期令计划余党的一再被清剿，或许与黄晓南的抑郁严重有关。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与国安系统的整肃有关，这也是笔者之前提及的特殊背景。2011年，在加拿大曝出其外交部长秘书德克特与新华社记者施蓉有染的丑闻后，加拿大有媒体指出，中共一直积极从事海外情报收集，中共间谍已渗透到加拿大政治中；而西方国家的反间谍组织一直将中共官媒新华社当作一个情报机构。
事实上，中共利用新闻记者从事情报活动，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共驻外机构中的情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利用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的。这并不是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派出的记者都是情报人员，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特殊人员则并非过分。还记得1999年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死亡的三名记者吧？他们是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和妻子朱颖。当时美国媒体坦言，邵云环和许杏虎均是中共情报人员，隶属于中共安全部。
据披露，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时的中共特务机构中调部，就曾采取两个方式使用新闻记者：一是在新闻记者中物色合适人员加以情报专业培训，然后派出国；二是将负有特定任务的情报人员，派往新华社国际部或人民日报国际部，进行新闻专业的培训（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后再以记者身份派出国。
八十年代国安部成立后，一度出现了由国安部不经新华社、人民日报或其他新闻机构知晓，直接以这些新闻机构的名义派情报人员出国的反常做法。后经邓小平拍板，凡以记者名义派出的情报人员，应到具体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熟悉业务后再行派出。这实际上恢复了五十年代中调部的做法。
八十年代后，情报部门派出或物色的记者迅速增加，不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光明日报，而且其他级别或部门的专业报社，也牵涉其中，这几乎是中国大陆新闻界人所皆知的内幕。而中共新闻记者大量地参与情报工作，其数量之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黄晓南若是属于此种情况，一定参与了某些事情，对此，估计国安部门心知肚明。而在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查，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落马，国安系统内部悄然整肃的大背景下，黄晓南之死或许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