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23日讯】1959至1961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劫难降临中国大陆：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各地上演着“人相食”的人伦惨剧。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祸”，至今仍是大陆官方极力封锁的历史。
1940年11月出生的杨继绳是湖北浠水人，在京津生活50年的他乡音难改，质朴未变，不像通常印象中的记者、教授、主编，更像越来越稀少的民间手艺人，一副笑眯眯的憨态，泥塑般厚重沧桑又平易近人。
在《文革受难者》作者王友琴眼中，杨继绳先生是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要关注的是“truth”，即真理和真相。
“他做人一向正直低调、勤勉持重……”他的清华同班同学刘尚希透露，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墓碑》写作的杨继绳，“经常要面对各种压力，甚至还要与到家中的便衣周旋”。
心路历程
现年76岁的杨继绳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和顾问。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被迫离任。他还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
回首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杨继绳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 他紧跟形势跑，写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他说，花了十年代价才学会了四个字：实事求是。
第二个10年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出现了相对宽松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整个90年代。杨继绳说：“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独立思考，独立调查，他把自己定位为“研究型记者”。
90年代以后，他开始陆陆续续着手调查1958年至1962年间大饥荒的真相。他59年去世的父亲在那场灾难中被饿死，父亲咽气前深陷的眼窝、干枯的手，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这段“旧闻”的直接动因。
文革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他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期饿死了30万人！才知道，发生在自己家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作为新华社记者，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许多城市乡村的贫困生活。“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被蒙骗，就产生一种摆脱蒙蔽、寻找真相的强烈愿望。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9年六四事件使杨继绳“大彻大悟”，他说：“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赵紫阳看的最后一本书
最美夕阳红，退休后杨继绳步入创作旺盛期。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于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除了中国媒体和网站以外）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和评析。作为资深记者和主编，他对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积累了大量人脉，采访了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是迄今为止有关文革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
在书中，他详述了在六四期间骑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及医院里亲眼目睹的悲剧。拒绝率军入京镇压平民和学生的38军前军长徐勤先晚年接受了他的采访。杨继绳三访赵紫阳谈高层政治秘辛的内容，成为研究赵紫阳晚年改革思路和中共高层交锋的最权威资料之一。
赵紫阳去世前半个月，在医院病床上一直坚持看完了这本书。他评价说：“这本书的分量很重，叙述是公允的。对我采访的记录是准确的，我担心作者的安全。”
杨继绳曾对儿子和女婿讲过，有可能为写书坐牢，要他们有思想准备。中宣部在2005年初给这本书定性说，是境内外呼应，是泄密！多年来，杨继绳被中宣部三任部长批评过。他笑着扳起指头数：“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对，三任，有的还不止一次，丁关根就两次，刘云山也好几次——不过，我批评他们更多！”
从90年代后期以来，杨继绳的书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1999年4月完稿的《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在中国大陆出版却屡遭阻挠，2011年终于解禁。直到2010年3月，他才在国内出版了《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这是杨继绳在中国首部唯一政经评论集。
如果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像小孩放爆竹，吓着了一些人；那么，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则像威力强大的炸弹将谎言炸得粉碎。这部呕心沥血之作让杨继绳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倾尽十多年的心力调查研究并完成了约100万字的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记了10多本访谈录。
书里的资料都是内部资料，档案、会议记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我当时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采访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分社各个社长帮忙，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其间的艰辛难以言状，费尽了周折，有的地区还是不让看。他两次到通渭，都没能进入通渭档案馆。后来经高层朋友的帮助，他在甘肃省档案馆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档案，在河南省档案馆看到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阳档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资料，在摄像头下抄写了8个本子，有的资料审查后再到他手里已抽走几页。不管怎样，他还是抄阅和复印了数千份源文件。
他反复查证，数易其稿，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实、详细的考证和数据，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揭穿了长期以来官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
1960年7月，苏联撕毁了600份技术合同，撤走专家，其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那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苏联六一年3月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中共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没有苏联逼债这回事，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了债务。杨继绳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并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那三年是气候正常的年景。
这场惨烈的大饥荒，非“天灾”而是“人祸”，根本上都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大修水利、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浮夸风、公共食堂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民众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夸大粮食产量，导致征粮过重。所有的财富、资源、土地都被政府垄断，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农产品换回工业生产用的机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腾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青壮年都投入炼铁和修水库，耽误了农时，庄稼来不及播种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芜。粮食大量减产，各省却“喜报频传”，陷入“亩产万斤”的吹牛狂欢。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谁不听话就不给饭吃，“扣饭”是普遍现象。一些地区农民想开荒种地、在自家吃饭也不行，自留地收归集体，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里的烟囱不许冒烟。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最不可饶恕的是：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眼看着农民饿死：在上千万农民饿毙时却大量出口粮食，仅1959年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的粮食就达416万吨：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没有开仓放粮，还更疯狂地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继续超限度强行征粮，宣传形势一片大好。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为自保不敢说真话，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于是层层施压、不择手段地逼迫上缴粮食，把农民仅有的口粮、种子、饲料搜刮一空。捆绑、吊打、拘捕等现象屡见不鲜，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越来越稀汤寡水，后来变成有一顿没一顿，渐渐也不开伙了，干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惨了，饥肠辘辘，饿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肿病，哪还有劲儿出工劳动？走路摇摇晃晃，头昏眼花，很多人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起来。
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严防死守，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像轰动一时的湖南澧县刘家远杀子食子案，绝非个别现象。杨继绳在书中记叙了多起吃亲生儿女的事件。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讲，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刘少奇最让毛泽东恨之入骨的那句话就是：“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死得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正应了那两句毛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饿死多少人，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发现全国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后通知：“不要外传，立即销毁！”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杨继绳零三年采访周伯萍，他只讲了经过，不肯吐露具体死亡数字。
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数，杨继绳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学家请教过，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几乎找齐中外人口学家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计算结果。还把分省的三十册《中国人口》有关资料一本一本抄录，将抄下来的数据列成表格，再一个省一个省计算。每天下班后就计算，一个晚上只能算出一个省。他珍惜每一个数字后面从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600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说，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万。
1962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进京告状，四川大饥荒至少死了1000多万人。胡乔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是湖南大饥荒期间死亡率严重的达20%左右。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粮食供应不断减少，一般市民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也很普遍，从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却是全国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中国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5000万人”。 荷兰学者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估计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是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时期死亡人数的20倍以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是学人口统计专业出身，当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还到一些省搞过人口数字核对和调查，他的研究结果是3546.6万人。杨继绳多次与王维志进行过探讨，基本同意他的结论。
杨继绳说，他的3600万是保守数字，还没包括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120倍，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1000多万的死亡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极权制度的墓碑
《墓碑》上下两卷，分为各地情况展现和综合专题论述两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丰富，客观写实，严谨朴素。从祸起中原、甘肃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国的饥魂、鱼米之乡的饿殍，从燕赵悲歌、齐鲁之难、黑色贵州到岭南风云的逃港狂潮、云南边民的大外逃……杨继绳描绘的是全景立体的灾难图，有侧面、有细节，有群像、也有个体和特写，呈现了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所发生的“共惨人祸”，触目惊心，惨不忍“读”。 作者深刻全面地分析论述造成大饥荒的时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认为其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等共产国家（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都曾发生过惨烈的大饥荒。而在任何一个民主、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饥馑。极权制度是大饥荒的根本祸因。
杨继绳指出，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近四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写道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大陆史学界对三年大饥荒这段历史的研究空白。“中国现代史学会”认为：“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著作。”
真相冲破铜墙铁壁
《墓碑》出版后广受好评，还翻译出版了英、日、法、德等多种外文版。该书荣获2008年度香港书奖、《亚洲周刊》2008年十大好书、香港书展2009“名家推介”新书、2013年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2014年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2015年瑞典史迪格•拉森奖（Stieg Larsson Prize）、2016年的“路易斯•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
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导，记录了人类黑暗而艰辛的挣扎”。尼曼基金会在授奖公告中称：“杨继绳具有开创性的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法医般的细节记录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的真正规模。它讲述了毛泽东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大约三千六百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饿死，也有人死于酷刑和谋杀。”
《墓碑》也引起谎言制造者的反扑，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报刊网络上谩骂攻击，诬蔑这本书是“重大谣言”，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欺骗了几代人后还在继续欺骗孩子。不过，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文革式的批判、收缴查禁反而扩大加速了这本书的传播。已有10版的《墓碑》仍是大陆游客的热购书之一，虽然海关严格检查，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带回去。这本承载着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的书，从中原腹地到云贵高原到新疆边塞，都不时有盗版《墓碑》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封读者来信，给了杨继绳坚定而热情地支持。
3月10日在哈佛的颁奖仪式是在获奖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奖，但他的答谢词在网上广为流传。他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他表示，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在中国史家的精神影响下，他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并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他以自己在大陆广为传播的禁书《墓碑》为例说明，“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强调“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他最后祈祷“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