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26日讯】中共建政初期，从农村到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残酷斗争。如土改、三反、五反、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等。在思想和学术界则以政治斗争替代思想和学术论争，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到1954、1955年间，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适等“资产阶级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异常紧张。
1956年，被人们认为是知识分子相对宽松的一年，但这一年却并不宽松，一场围绕着“向科学进军”的斗争正激烈地进行。
一、反右运动的前奏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专门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1956年1月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定由周恩来负总责，由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10人参加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小组，负责筹备会议，并要求教育、卫生、科学、文化艺术、工程技术等部门搜集本系统内“好、中、差”三种人的情况上报中共10人小组。
1956年１月，中共定时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而奋斗”。会后，全国迅速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向科学进军”美其名曰：在十二年内赶超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准。果真如此吗？纵观中共的历史，哪一次政治运动是为了国家社稷和民生着想？中共建政后到文革结束的几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把中国经济搞得几近崩溃，而世界科学和经济却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得到了高速发展。如果中共真想发展中国的科学和经济，赶超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准，就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和精英，但毛泽东和中共却于“向科学进军”的第二年，把至少55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去劳改。
就在全国上上下下、红红火火向科学进军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正发生着一起由阎王殿中宣部操纵的对林里夫的斗争。当这场斗争引爆到全国时，反右运动开始。社会各界都有被打倒的第一目标，而中国科学院反右的第一目标仍然是林里夫。现在知道，“向科学进军”这场斗争是毛泽东和中共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的前奏，由此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上演了1957年党内整风大面积迫害知识精英的一幕幕悲剧。
二、“奇人”林里夫
林里夫在历史上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他为人耿直，德高望重，自幼就读私塾，才智过人，能文能武，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精通英、法、德、俄四种文字，有“奇人”和“活字典”之称。他曾是上世纪中共上海三十年代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生前曾是中共三十年代历史仅有的几个活着的见证人之一。
林里夫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革命。1929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1931年回到北平，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等职。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文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等。1933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
1934年～1936年，在上海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简称“武卫会”总会，宋庆龄任主席），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武装（红军以外）和包括香港在内的抗日运动。
由于“武卫会”总会被中共从内部多次破坏，林里夫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林里夫决定去延安找组织，他的挚友李六如一再劝阻他不要去，说凶多吉少，但为了找组织，他毅然去了延安。
在延安，林里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秘书、兼陕甘宁特区民主政府选举委员会秘书、陕北公学政治经济学教员，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但1939年，林里夫莫名其妙地被康生以“内奸”罪名抓捕，关押于延安保安处七年，受尽酷刑折磨，始终不屈服，受到人们的敬佩。
1945年，七大中央专案组审查结论证实，林里夫不但所谓的“内奸”罪状全无事实根据，相反肯定了林里夫领导武卫会是有成绩的。1946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做出林里夫无政治问题的历史审查结论，由安子文以中央组织部名义恢复林里夫党籍。但康生又把新的栽赃诬陷作为“林里夫历史上的暂时保留问题”写进恢复党籍的决定中，使他不得重用。
林里夫怀疑康生就是破坏“武卫会”的内奸，出狱后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康生，要求中央沿着他所提供的线索追查破坏抗日的内奸。此时正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把林里夫揭发康生的材料摊开放在桌上，被人看到告诉了康生，康生看后气得暴跳如雷。从此，林里夫被康生追杀不断。
三、向科学进军的史实
1956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党委在张嫁夫领导下，为贯彻毛泽东、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出了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的具体决定，并下发通知指示：行政干部要为科学研究服务；青年实习研究员应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做好科学家的助手；科学家要发挥一切潜在力量，为更好的完成国家批准的研究计划而奋斗，并要求党团员明确认识，忠诚执行党的政策。
当时林里夫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委员、《经济研究》常务编委和研究员；狄超白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经济所党支部认为，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是非常光荣的任务。因此他们号召、动员本单位的所有人员，把学习和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完成自己所分担的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加速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准，认真执行党委通知。林里夫还向青年人提出做好助手，与老科学家共同推进中国科学发展的要求。
但是党支部的要求立刻遭到经济所团支部书记的反对。在当时已是党员的实习研究员吴敬琏，积极鼓动和挑唆经济所的年青人群起反对党支部。他们认为，做好科学家的助手是有出没进，出多进少。他们要求保证学习时间，明确师徒关系，并坚持说没有候补博士学位（当时的苏联学位制度），工作学习就没有奔头，要求为争取学位而减少工作任务。他们还坚持用所谓的系统理论学习，反对在工作中学习，并公开说，在工作中学习是经验主义。
林里夫用毛泽东的话教育青年：毛主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时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并向青年们指出，把工作和学习对立起来，认为“在工作中学习是支离破碎的”、“在工作中学习是经验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并教育他们：通过做助手的工作，也可以学到本领，在做助手工作的过程中，就是使自己培养成一个科学家的过程。
林里夫还提出要培养最好的科学家。但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对青年人鼓舞不大。他们认为有了学位才有奔头。他们说，学位制度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学位是衡量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志。他们坚持要为建立学位制度，为争取副博士学位而斗争。
针对青年人的思想状态，狄超白及时教育开导青年，对持不同意见者说：我们强调做好助手，帮助老科学家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关于在工作中学习，你们一再提出系统的学习经典著作，我们并不反对。你们要求时间，要求导师，埋怨做助手，但当前工作谁来做呢？所以你们的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现在候补博士还没公开考什么，尤其是经济学，还没有公布，你们是从哪来的这一套，也许是从苏联听来的吧。
狄超白、林里夫教育青年人的理念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充电”：在工作中学习，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但是，由于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指挥，使吴敬琏挑头在经济所内掀起的是以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还是以考副博士学位为中心“向科学进军”的争论，很快演变成向经济所党支部的斗争，和为考副博士学位而斗争。同时，中宣部派出当时还是年轻人的郑必坚到经济所搜集材料，写成批判林里夫的文章。很快，这股歪风从经济所刮到全国，致使全国各条战线的青年人纷纷效仿，也要求脱离工作或减少社会实践，或脱离、或减少科学研究的实践去为争取“副博士学位”而斗争。
四、胡耀邦的正直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早于1951年和1953年就提出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双百方针。接着，1956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的社论。文中写到：青年应虚心向自己的前辈和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应当在现有的岗位上努力学习，应当坚持业余进修的方针，而不应把工作和进修对立起来，如果把取得学位当做科学研究的目的，甚至使科学研究脱离国家建设的需要，脱离人民事业的利益，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对个人进修抓得很紧，而对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却错误的采取了应付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该社论表面上支持了林里夫与经济所党支部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对这场争论做了所谓的纠偏，但真实目的是以百家争鸣为诱饵“引蛇出洞”，以此为打压的证据，打倒林里夫。
在吴敬琏等人的作用下，《中国青年》记者曹炎到经济所蹲点，于1956年第13期发表了歪曲事实的文章：《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反对林里夫关于“做好工作就是学习，干就是学习”的主张，而强调“做好助手”就是忽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
曹炎文章发表后，经济所团支部委员裴俊生写澄清事实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发表，但《中国青年》置之不理。不得已，1956年10月25日，裴俊生按组织原则给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揭露《中国青年》记者曹炎对经济研究所在向科学进军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做了颠倒事实、掩盖真相的批评报导与反宣传，要求直接向胡耀邦汇报。几天后，胡耀邦秘书打电话给裴俊生说，科学院党委正在处理，等等再说。
此时，狄超白为扭转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在《中国青年》1956年第16期发表文章《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却被《中国青年》妄加引导。科学院党委某些人也罔顾事实，继续坚持错误立场，欲下达处分林里夫的决定草案。不得已，裴俊生于1956年11月13日再次给胡耀邦写信。胡耀邦秘书于1956年11月16日打电话邀裴俊生另约几人一起来谈，于是裴俊生、江明、宋博凯、李维惠四人拜访了胡耀邦。
裴俊生向胡耀邦讲述了经济所内发生的向科学进军的事实真相，反映《中国青年》的批评没有把全国青年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胡耀邦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说：“听一面之词是不对的，《中国青年》批评错了，林里夫、狄超白受了委屈，请你代我向狄超白、林里夫道歉。”
裴俊生等人应约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事后向党支部作了汇报。狄超白听取汇报后，让这四人作一份书面的回忆整理上报科学院党委，暂时阻止了中科院党委对林里夫处分决定草案的下达。1957年2月，科学院党委批评了狄超白、林里夫。于是林里夫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科学院党委会背离党的原则立场，背离科学院1956年1月24日通知，背离了1956年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背离了中共第八次党代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科学方面的——党和政府应尽快的接近世界先进水准》的书面材料，交中国科学院领导转呈毛泽东。
五、毛泽东的虚伪
195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对“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进行了批评否定，支持了林里夫。始终阻挠林里夫发表反驳郑必坚文章的中宣部也一反常态，批准和支持林里夫在1957年4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向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进军的道路，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无产阶级向科学进军的道路，而向副博士学位进军的道路是为个人名利地位，为实现个人主义的目的向科学进军的路线。
但是，“向科学进军”的这场争论和斗争尚未有后续的回应和尾声，就不了了之，接踵而来的是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执笔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从此掀起了全面迫害中国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
中国科学院迅速由“向科学进军”转向反右，继续批判林里夫。经过一个个斗争回合，中国科学院党委终于在整风反右后期把林里夫打倒，拟定林里夫为右派分子和“林里夫反党集团”。但是，作为经济所整风反右核心小组组长的狄超白不同意这个决定。（当时狄超白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上，经济所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中国科学院党委派去的董谦、贺立手上）。
为此，中国科学院党委说狄超白右倾，撤掉了他的整风反右核心小组组长职务；其后，又诬陷他长期与党的方针政策“闹对立”，把“林里夫反党集团”改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以下简称“狄、林反党集团”)，并进一步把他领导下的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同意他们意见的党员、团员，以及反对“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一般群众打成“狄、林反党集团”成员。狄超白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场斗争本是针对林里夫而来，狄超白因支持林里夫受到了牵连。
1958年3月，林里夫被扣上“右派”帽子；1958年5月，林里夫被诬为“狄、林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剥夺一切权力，拟发配黑龙江劳改，被当时经济所新任所长孙冶方以“有才”、“活字典”保下，留在所内监督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包庇右派分子林里夫”成为孙冶方被批斗的一条罪状。林里夫195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林里夫1957年4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被说成是动员全国青年对共青团中央、高教部、中国科学院进行斗争。
裴俊生等四人向胡耀邦反映情况也被扣上了“非组织”活动，“反党宗派”活动，成为“狄、林反党集团”的重要“罪证”。裴俊生则成为“狄、林反党集团”重要分子，被发配内蒙二十六年。
江明、宋博凯、李维惠等“狄、林反党集团”成员，均受到不同的组织处分，甚至给林里夫打过字的打字员熊彬彬等也被诛连。他（她）们为此付出了青春、事业和家庭，甚至生命。高岗的外甥江明，当年二十多岁，未婚妻与他分手，几十年未婚。当时的经济所党支部组织委员、人事科长徐云被诛连后调回老家，不久便去世；狄超白未等到平反即与世长辞。这场斗争还株连到经济所外之人，如民主人士王放勋老教授、历史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邓福秋等。他（她）们都被调往边远地区工作，二十余年后才回到北京，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在这场斗争中卖力整倒林里夫的于光远、郑必坚，吴敬琏等人却被提拔重用，成为现在的著名经济学家。
六、反右的政治背景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对“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进行了批评否定，支持了林里夫，且林里夫又引用毛泽东语录来教导别人，怎么反被打成了右派和反党集团呢？文章写至此，意外发现周扬的一段话，一语道破天机：
一九七五年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从监狱中死里逃生后从良心上发现，曾披露了这样一个秘密：“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带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周扬说：“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摘自《名星》第7期：央视女主持中南海情未了）
1958年，当中宣部有关负责人宣布林里夫被定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时，说了如下的话：林里夫一贯好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这一次就要使他这一辈子再没有可能再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了”。林里夫恍然大悟：这是康生的话，是康生这伙人要对他灭口。康生的话正与毛泽东要翻延安老账的话相吻合。因为林里夫在延安揭发康生，并要求中央沿着他所提供的线索追查破坏抗日的内奸，而毛泽东本人就是破坏抗日的最大内奸。
现有史料披露，抗战期间，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勾结日寇卖国，在中共建政后被灭口，于1955年4月3日借饶漱石、杨帆事件和1943年与“汪伪会面”事件，被秘密逮捕，打成了“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参见：助纣为虐潘汉年三兄弟的下场）
当时中共党内中还有很多才华横溢、人品正直的、深谙中共内奸和康生等罪恶的人，如冯雪峰、娄适夷，等等。窃取了国家最高领导权、罪恶累累的汉奸卖国贼们能让真相暴露，坐以待毙吗？他们只能靠搞政治运动整人、杀人灭口，用欺骗和谎言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维持其统治。历史走到今天，被掩盖的真相已昭然若揭，但反右运动的原因尚不止此，被迫害的也不仅是党内知识精英，本文讲述的只是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