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4月13日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名博士后发表文章称，自己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学者周潇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对比成果揭示了中国底层农村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
一、“屌丝”与“土豪”交替作用的底层心态
据澎湃新闻网报导，中国学者周潇在《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一文（载《社会》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那些在2010年，身居中国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形塑的“反学校文化”。
文章说，他们随同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讨生活，父辈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最不稳定、收入最低、强度最高的职业，加上脏、乱、差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无限度的制度性与道德性歧视，普遍意义上对父辈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文化带有无尽的排斥感，这种排斥感内化到个体自身，即呈现出深深的身份否定与极度自卑感。但这种身份否定和极度自卑感却并没有有效转化为他们刻苦奋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跻身中上阶层的正能量，反而阻止了自我身份改变的可能性。·
因此，北京子弟们只能通过“嬉笑打骂”等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来逃避和化解真实生活中的无聊、矛盾与失望，从而被迫加速底层再生产的自我形塑。
文章中说，北京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因为寄居作为特大城市的他乡而拥有强烈的客体性自卑心态与受歧视地位，那么四川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则兼具有“屌丝”与“土豪”交替性发生作用的底层心态。
一方面，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没有随父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狭窄乡间，农业文明的正统性和熟人社会中乡土知识的广泛应用与尊崇，使少年们这一乡间内生性文化主体没有产生价值迷失与排斥，乡土社会中相对较小的群体异质性和村落内部同质化的公共制度安排，使云乡少年们很难遭遇来自他者的身份歧视与资源隔离。另外，父辈们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国内持续性的“用工荒”又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收入，以至于有部分农户成为了村落中的暴富阶层。但作为乡间“知识的代言者”，“农村教师”的收入甚至不如“小工”，这样的尴尬现实反向刺激了少年们的骄傲心态。云乡少年们却并不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表达出文化主体性认同，他们仅仅是在父辈们现在比农村老师们赚钱多的基础上表达出骄傲，这是一种“土豪”式心态。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认同，相反他们甚至极度排斥这样的底层生存方式，所以才会在与外界世界间接化的经验接触中和底层生存方式无法改变的自我确证中，又产生强烈的自卑心态。这与北京子弟们的自卑心态体验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少年们的自卑显然更多来自于自己内心对其它社会优势阶层优质生活方式向往却不可得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们那种被赤裸裸外在身份歧视的直接性，因此少年们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嘲状的“屌丝”式心态。
正是“屌丝”心态与“土豪”心态的交替性，使云乡的少年们在更复杂的意义上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二、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
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并不崇拜具有“男子气概”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期待着坐办公室和干不累人又能拿钱的脑力工作。他们并不愿如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城市中从事辛苦的体力活，而非常希望能够出人头地，通过努力学习知识而获得文凭，进而跻身脑力劳动者行列，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他们羡慕和佩服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现出对大学的淡漠和不屑态度，实质上是看到自己与大学无缘后而产生的心里调试而已，如果真能给他们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变得对大学充满积极的向往。
云乡的少年们则与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明确态度不同。他们的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在问卷调查中，几乎任何一个少年都没有表达对文凭和知识的明显反对。在云乡学校八、九年级54个有效样本中，认为读书有用的高达47人，占87.0%，认为读书无用的则为0人，认为无所谓和不知道的也仅仅分别有2人。可见，他们似乎和北京子弟们一致，对文凭和知识态度深信不疑。
然而，另一方面，当笔者走入田野对他们做深度观察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对笔者表达了对文凭的深度怀疑性，对知识有用性也发出了严峻挑战。少年们认为：“如果文凭和知识有效，那为什么他们的老师们每天的日收入还不如他们那些没有文凭和知识的父辈和邻里呢？”“为什么村落中大家公认的榜样不是读书好而考上大学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读高中就早早在外边赚钱的孩子呢？那些考上大学，甚至名牌大学的孩子也不过是毕业后回家里帮父母在小卖部干活而已，还浪费那么多钱和时间。”“为什么那些乡校中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后来大多数都发展很一般，而调皮捣蛋的差学生很多后来却发展得很不错呢？最后好学生还得给差学生打工去。”
显然，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表明云乡少年们不同于对文凭和知识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们，他们似乎洞察到了文凭和知识能偶尔促进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有限性，也认识到了即时性直接报酬回报的重要性。他们不崇拜自己作为农民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父辈们，因为少年们的父辈总是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宿感，无论父辈们是外出务工抑或留守村落，总是始终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农民的身份又总是受到社会公开的话语歧视。少年们不想成为农民，他们梦想能进入城市赚大钱，只要能达成此目的，则无所谓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是少年们心中所崇拜的“男子气概”。
可见，少年们和子弟们的双重复杂性，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灵活性，这无疑使他们在学校中能更充满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衅和对抗学校权威，并制造反学校文化而再生产底层自我。
三、“洞察”与“部分洞察”
北京子弟们显然没有达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子弟们的“被迫放弃”实质上正是没有达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结果。因为“被迫”意味着制度性因素的阻滞并没有被在子弟们身上形成主体性认知自觉，如果他们真正达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们就应该选择“主动放弃”之路。但他们没有，他们仅仅是在最终报考受限或考试失利后因无力在教育轨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弃，他们相比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师，更听从学校主流的价值观和权威，更服膺于家长的期待。
云乡的少年们显然具有“部分洞察”的痕迹。他们轻视农村教师，是因为看到了在一个底层社会结构渐趋固化的社会中，知识，特别是普遍性知识要改变底层命运的难为性。他们在课堂上抗拒学习，实质上是对文凭和知识无用的嘲讽，同时也是对窒息底层上升流动的不公平教育筛选体系的抗争。先天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和后天不公平的教育分流制度，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先天不足、后天更弱”的弱者。
他们反抗被官方规定性的时间控制和全景敞视状的空间监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仅不可能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通过所谓的学业成绩提高而改变命运自身，反而使自己在封闭性的围墙之内更显压抑。他们成立“兄弟会”、乐此不疲于“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等非正式同辈群体，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抵御其他同辈群体欺负或欺负其他弱小同辈、计划式的故意对抗教师和学校权威、寻找同辈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成就感，但是在客观上却通过非正式群体的建构预演和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化中的真实权力等级关系与主体性向度预期。他们通过“找乐子”、“暴力”与“偷窃”等方式寻找刺激和摆脱无聊，实际上是在释放文化和心理压力的同时，通过“主动放弃”加速着底层的再生产。
责任编辑：洪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