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4月23日讯】台湾中研院翁启惠院长最近一段期间在浩鼎生技解盲事件中受到极大的非议，有些论者认为涉及“政治不正确”发言踩到地雷。一位现职美国旧金山科技公司CEO的铁平先生，投书媒体举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华生(James D. Watson)作为类比。
话说华生博士是最早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除在研究机构任职外，也担任药厂董事，其身价被估计高达150亿美元。最近十年间，因为“政治不正确”发言踩到地雷。
在一次与媒体的谈话中，华生提到对非洲发展的不乐观，因为外界的计划总是错误假设不同人种的智能是一样的，但研究上显示并非如此……。这个“黑人智力比较低”的说法，引起轩然大波，华生被研究机构及企业董事会开除，他还曾把诺贝尔奖章拿出来拍卖。
翁院长是否如华生博士一样的因“政治不正确”踩到地雷，本人不予置喙。倒是前中研院李远哲院长因为公开涉入政治选边站，被另一方的人士大加挞伐，甚至谩骂且将其专业也一并抹煞，却历历在目。
另一起政治、意识型态冲击专业的有名事件，则发生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身上。
据知，自从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弗利曼就一直是每年热门的候选人，原因无他，无论是学术成就或者是对政策的影响力、甚至是知名度，弗利曼都是佼佼者，迟至该奖设立后近十年才获颁，已经可说“太迟了！”为何会延宕这么多年？因为涉及意识型态和政治问题，而1976年当他被宣布获奖时，就抗议声连连，而且还有好几场示威行动呢！
既然弗利曼在经济学术成就无人可否认，人们的抗议当然是为了别种原因啦！原来症结是在其为智利“军政府”出点子这件事上。话说1955～1964年，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经费赞助下，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有项交流协定，提供奖学金给智利人到芝大念书，并派人到智利协助他们改进经济系水准。这批智利学子学成回国开始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芝加哥少年”（the Chicago Boys）。1972年底，阿彦德政府将经济搞到崩溃边缘，终被皮诺契特将军推翻而成立军政权，当时这些芝加哥少年已拟就经济复苏计划，到1975年才获得军政府青睐。为了提升助力，弗利曼被邀赴智利作为期一周的公开演说及研讨会，并会晤皮诺契特及提出改革建言。就在此时，弗利曼被宣布获颁诺贝尔奖，不满的舆论于是接踵来到。
除了有四位诺贝尔医学和化学及和平奖得主投书《纽约时报》外，智利流亡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利用各种管道攻讦弗利曼，而颁奖地瑞典也抗议连连。总括而言，抗议者认为弗利曼纵使在经济理论上有些成就，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却不应嘉奖的，尤其他当军事独裁者的顾问、帮军人政权拟定经济改革，更完全抹杀了得奖资格。
这个事件当然也凸显出将政治立场和意识型态扯进学术专业领域，与华生博士事件对照，可知无论在何种领域，都逃不掉这样的纠葛。应不应该、对或错，恐怕永远得不到一致的答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军事独裁政权若想长期执政，就不可接受自由经济药方，否则经济自由让经济改善后，很快地会冲击政治自由，而独裁政权也就瓦解了，此由智利经验可得到印证，而台湾也是一例呢！如此一来，弗利曼不是也正可印证出是位具高瞻远瞩的“先知”人物吗？他不但不是为虎作伥、帮助独裁政权压制人民，反而是藉力使力，瓦解戕害人权的独裁政体呢！
弗利曼在1988年也曾赴中国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对谈两小时，推销自由经济理念。赵紫阳虽听进去，但坚持在共党最高权力主宰下进行，当然窒碍难行，而经济自由诱发1989年六四学运。不幸坦克镇压，中国的政治自由胎死腹中，赵紫阳也被软禁至死，令人不胜唏嘘！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