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与中原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史，最早在关于先秦的奇书《山海经》中出现过。其《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倭，即古代日本的称谓。既然有“倭”的记载，必定有来自“倭”的人，也有去“倭”而返回的人。这说明中日交往在先秦时就已经存在。据考证，最早的中日交往的踏板是朝鲜半岛，从半岛南部乘船依靠海流前往日本，或从日本到达半岛，再从陆路去往中国的辽东。
徐福东渡日本
最迟从五代十国开始，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认为日本人（至少一部分日本人）是徐福以及东渡时所带领的男女的后裔。直到现在，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还有一座“徐福墓”，并按时举行祭祀活动。徐福真的去了日本吗？
说起徐福，这个人还真不简单。他是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朝的著名方士，曾拜战国著名道家人物鬼谷子为师，因此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非常高。
为中华文明开创伟大基业的秦始皇，喜好求仙问道。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说的并不假，只是仙缘未到的徐福并没有找到。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徐福再次求见秦始皇，称“蓬莱药可得，但是因为海中有大鲛鱼，所以没有办法拿到。希望可以带善于射箭之人一起去寻找，看见后用箭连续射它。”秦始皇同意了，徐福于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弓弩手，携带“五谷子种”出海。
秦始皇没有等到徐福归来，就驾崩了，而《史记》中虽提到徐福入海，却没有提到他东渡日本以及他的下落。徐福去了哪里？
魏晋时的《三国志‧吴志》载：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年）春，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士兵万人在海上航行寻找夷洲和亶洲。亶洲在海上，传言秦始皇派徐福等人寻找蓬莱仙山和仙药，他们留在亶洲没有返还，世代传承已经有了数万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来到会稽（在今浙江）市场交易。会稽人入海时，也曾被风吹到亶洲。卫温他们找了很久，因为亶洲太远，无法到达。但他们找到了夷洲，得夷洲数千人回来了。根据所述，夷洲，就是台湾。而亶洲，则在会稽以东海里很远的地方。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亶洲在东海中，洲上有数万家，吴人《外国图》说亶洲距离琅琊万里。秦汉以后，今天的黄海、东海当时都被称作“东海”，这个在东海中有数万人口、距离山东万里的亶洲，极有可能就是日本。
五代后周时，山东济州开元寺义楚和尚写了一本名叫《义楚六帖》的书，书中关于日本的章节提到：日本国又叫倭国，在东海中。秦朝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叫“富士山”，亦名“蓬莱”⋯⋯徐福到了这个地方，称其为“蓬莱”，他的子孙都姓“秦”。书中首次肯定了徐福东渡到达的就是日本，日本的秦氏就是他的后裔，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风俗。
义楚和尚之所以阐述如此清楚，据说是后唐明宗时，日本僧人弘顺大师来到中国（后死于中国），而他与义楚和尚相交甚密，可能是他向后者讲述了日本的历史，包括徐福之事。
到了宋代，徐福东渡日本的事情，人们已深信不疑了，不仅认定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而且徐福东渡日本所带去的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日本从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的原始社会（绳文时代），忽然飞跃到会使用青铜的弥生时代。是以当今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夺得了天下。日本高僧绝海中津在拜见朱元璋时，赋了一首诗，第一句就说“熊野峰前徐福祠”，熊野正是在日本的和歌山县，日本有徐福祠首次被证实。此后，中、日、朝三国史学家大多将徐福东渡日本作为信史写入书中。
此外，在日本的传说中，还将徐福视为日本人的国父，认为他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王”。现代日本昭和天王的弟弟三笠宫也赞同“徐福即神武天王”的观点。1980年4月29日，九州岛佐贺县在日本的“天王诞生日”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两千年悠久的历史啊！欢欣庆祝神社的祭典，奉到秦皇的命令，率领童男童女，徐福一行在明海的寺井湾登陆，辟开茂密的芦苇向前迈进。”
或许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争论还会继续，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先秦和秦朝时有不少中国人前往日本，并将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种子撒播在日本列岛，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光武帝赐印
汉武帝时，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了不起的大帝国，其影响波及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此时处于弥生时代的日本也与汉帝国有了更多的交往。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意思是说在公元一世纪，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百多个小国，他们每年定期与汉朝进行交往。日本考古学家曾在九州地区出土过大量西汉铜镜、璧、玉等贵重物品，而这些应属于上层人物所有，或许就是他们在与汉朝交往时收到的礼物。
另据《后汉书‧倭传》记载，在汉武帝灭了朝鲜、设置四郡后，日本“派遣使者与汉朝相通的有三十多国。每个国家的首领都称王，世世相传。”
东汉建立后，日本列岛诸国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东夷诸国都来进献。在公元57年，光武帝去世前一个月，有来自日本南端的倭奴国进贡朝贺，使者自称是“大夫”，光武帝赐以金印。这说明很早，日本列岛就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赐给金印，是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朝对于倭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对与日本列岛交往十分重视。
公元1784年，清乾隆年间，日本九州北部曾出土“汉倭奴国王”金印，经考证，正是光武帝所赐之印。
在光武帝赐金印后，《后汉书‧倭传》还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倭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被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一百六十人，显然规模不小。
由以上史料来看，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
来自中国的移民
如前所述，先秦和秦时，都应有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居日本，徐福和其率领的三千人可以算作代表。在汉武帝灭朝鲜卫氏设郡县后，中国人逐渐多了起来。东汉后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逐渐强大起来，郡县不能抵御，一部分中国人移居日本，并与当地人相融合。
移居的秦人和汉人对日本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养蚕丝织业方面。大概在公元前后，中国的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北九州地区已出现养蚕业，还可以生产丝绢。汉人因为精于丝织技术，而在日语中被称为“绫人”。
此外，中国的制造青铜器、铁器的技术也被秦人、汉人带入日本，汉字、儒、道、五行等思想的输入也丰富了日本的文化。所以当时日本列岛各国上层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移民的。
无疑，在灿烂中华文明熏陶下的日本，在快速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秦汉如此，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亦是如此。五千年中华文化，照耀的又何止是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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