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4月30日讯】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沙尔呼热镇法轮功学员谭丽云，十七年来屡遭绑架和非法关押，曾被绑架到看守所达十次之多，被关洗脑班一次，遭非法劳教四次（包括“所外执行”）。二零零五年，四十多岁的丈夫含冤离世。原本一个幸福家庭在江泽民的打压和迫害下家破人亡。明慧网报导，二零一五年六月，谭丽云对江泽民提出控告。
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的陈述：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坐月子中留下风湿病，夏天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偏头痛，天天吃去痛片；女儿十岁就患上了肾小球肾炎、扁桃体炎、鼻炎、心肌炎，不能上学，上下楼都要背着，每天吃中药，每次一买药就买一大包。丈夫患有乙型肝炎。这对一个单职工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压力。我们夫妻二人身心交瘁，感到生活一步步陷入绝境。
这时，朋友送来了一本《法轮功》，从此以后，一家人走进法轮功修炼。大家一起去公园炼功，只炼了半个月，孩子身体好了，就能上学了。一家三人身体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孩子每天欢蹦乱跳，丈夫的脸色也从原来的暗灰色变得白里透红、脾气也变好了。法轮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 ；一家人其乐融融，感受着大法的神奇与美好。
迫害初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从此，我一家再也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天，矿区公安处让单位出车把我夫妇、法轮功学员贾海英夫妇一起拉到公安处。公安局局长陈宝文等人对我说：“国家现在不让炼法轮功了，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许再炼了！”陈宝文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我就把你们扔进去（指看守所）。”
七月二十三日，我去公园炼功，被市公安局、市委等人绑架至沙尔呼热镇派出所。他们逼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拒绝，后来当天被放回。
进京上访被劫持 电视台恶意诬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第二天我们被北京石景山派出所恶警绑架，通辽驻京办将我接走。二十九日，霍林郭勒市恶警包杜冷等人将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劫持回来。在火车上，他们将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地铐在一起，一天都不给吃饭，身上的钱和物品全部被搜走。
到了通辽火车站，站内站着两排持枪的武装警察，恶警陈宝文亲自指挥，他们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了火车站的一个小屋子，由警察看着。几个小时后，我们又被送到去往霍林郭勒市的火车上。
到了霍林郭勒市的火车站，同样来了许多警车、武装警察、电视台记者。警车拉着长笛，“声势浩大”的从火车站一直将我们拉到看守所，我又被非法投入了看守所。当地电视台记者恶意录制了这个过程，当晚，电视台进行了诬蔑性播放，蛊惑人心。
野蛮灌食
二十九日当天，我被他们绑架到霍林郭勒市看守所，当时看守所黑窝里共关了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看守所的号房里非常拥挤和肮脏。
为了抗议非法关押和不让炼功，我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其他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也跟着开始绝食。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早晨，看守把我带到管教室，来了许多警察，其中有副局长张玉才、女恶警赵凤云、所长金文栋、狱医李爱学，还有一大帮武警。炉子上放着一盆苞米面糊糊，他们特地放了许多盐。
张玉才凶狠地问我：“你吃不吃？绝食是不是你带的头？”我回答说：“是我带的头，我不吃。”张玉才将我铐上背铐子，拉回到监号里，扔到床上。接着上来五六个武警，他们用被子把我裹住，只露出脑袋。一武警用脚踩着我的身子，还有一人把我的头扳过来，用脚踩着，狱警李爱学拿着一根胶皮管，胶皮管也不消毒，看着很脏，从我的鼻孔插进胃里，用针管吸满咸咸的苞米面糊糊，往胃里打。
恶警们给我灌完后，拔出带血的胶皮管。他们连冲洗一下都没有，接着给法轮功学员符桂英灌。那天遭此野蛮灌食的达二十多人。法轮功学员个个痛苦不堪，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施暴的恶警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手段非常粗暴。这些恶警从早上开始一直灌到下午一点多。
非法劳教三年 日夜遭受折磨
在被关押二十八天后，我遭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被劫持到内蒙古兴安盟图牧吉劳教女队迫害。
图牧吉劳教女队不择手段地采用极其邪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准炼功，谁要是炼功就强行戴上手铐，铐在床上或窗户上。天气冷的时候，他们将法轮功学员的手和玻璃冻在一起。法轮功学员如不服从恶警们的无理要求，她们就用各种方式进行迫害，包括：逼迫弯腰、坐飞机（将双手后抬，弯腰）、闻尿盆、罚站、罚蹲等、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晚上被折磨一宿，白天还要到地里干活，拿镰刀割上一年留在地里立着的玉米秸秆。干巴巴的苞米叶子，像刀子一样，把手掌都拉出了口，磨起了血泡，水泡磨破后，手套和血肉粘在一起，钻心地疼。中午不让休息。我们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只能用冰凉的水洗漱。
图牧吉劳教女队每个中队都养着好几个女犯人，她们白天睡觉，晚上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恶警尹桂娟挨个问法轮功学员还炼不炼？说炼的马上就被逼迫在走廊里罚站，一站就是一宿，或者强迫蹲着，人蹲得站起来都不能走了。要不就是晚上“开飞机”（一种刑罚），两个胳膊朝后背着；白天照常干奴工。当时被罚站迫害最严重的是我、符桂英、罗永立、李淑亚、胡淑华、 姜凤英、刘立华、马秀琴、辛玉琴等九位法轮功学员。
他们强迫法轮功学员去装苞米。每袋苞米一百八十多斤，装了一大车。回来后，恶警逼喊洗脑口号。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不喊，恶警伊桂娟就体罚我们八名法轮功学员，逼我们站着。
第二天从管教科调来了一帮男恶警，拿着电棍，挨个打法轮功学员的嘴巴子。男恶警要打我时，女恶警伊桂娟说：“多打她两个嘴巴子。”
二零零零年春天，劳教所进了一批化肥，用十吨的车运到劳教所，这些都是男人做的活，狱警们强迫女法轮功学员当装卸工，把每袋一百斤的化肥从车上卸下来扛到仓库里再摞起来，一直摞到房顶。几个人一天卸十多车。用化肥的时候还要从仓库里扛出去。
恶警们逼迫法轮功学员做装车等重体力劳动，玉米一百八十斤一袋，一装就是一下午。他们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刨厕所，冬天的粪便都是冻上的，必须用镐才能刨下来，刨不下来的还要用焊子穿，又脏又累，刨起来的粪便都迸溅到脖领子里，刨完厕所满身粪臭味熏鼻。监舍的人都不让进屋，只能用冷水洗澡。冷水寒冷彻骨，洗头时随洗随冻上冰碴。冬天每隔两个星期只给两瓢热水洗澡。其它时间都用冷水洗澡。
为了制止无理的迫害，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抗议。
在绝食期间，恶警和打手们天天来折磨，强迫法轮功学员在操场跑步，不跑就遭到拳打脚踢、用电棍电等更加严酷的迫害。我多次被折磨得跌倒在地上都起不来，前门牙都磕松动了，满嘴是血。绝食第五天，恶警又生出了一个损招，逼迫正在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去地里铲地干活。
晚上恶警就强迫法轮功学员在操场上走步，我们只穿着短裤短袖，恶警穿着风衣，在操场旁点起了篝火。恶警说，谁要是吃饭谁就可以回屋，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屋的。从晚上六点一直走到夜一点，满天的星星突然隐去，天空开始下起了雨，恶警也挺不住了，不得不让大家回屋子里了。第二天恶警们窃窃私语说，这些炼法轮功的真了不起。
呼市女子劳教所每天十六小时奴役 一言一行受监控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因为中共十六大就要开了，他们害怕我进京上访，“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组织）头子万国清，指使法制办恶警满都拉、国保恶警翟拓、秦宝库将我绑架至呼市看守所，非法劳教。
呼市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不但在肉体上残酷迫害，而且对精神进行极度摧残。除了每天进行十六个小时的奴役外，他们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不写保证书就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让接见，天天要看黑材料、诬蔑大法的影带，强迫写学习笔记、思想汇报、背劳教所的所规、所纪。总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控。
我在呼市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二个月后才放回家，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
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局长张志江等人，又一次闯进我的家里，妄图绑架我去劳教所，他们还给国保大队打电话，企图通过强硬的方式绑架我。我被迫从阳台跳下，脱身而走。从此流离失所，有家难回。
丈夫在迫害中离世
丈夫孟庆龙因身患病症，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炼功一段时间后，身体就恢复了正常。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因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这个家庭成了当地恶人重点监控、迫害的对象，也因此被多次非法抄家。
在我被第一次劳教期间，我丈夫被单位强行下岗一年。期间，他经常遭到矿党委书记孙杰与单位主管马玉林的刁难。后我接连两次被非法劳教、七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在这段日子里，孟庆龙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里艰难度日。在这样的境况下，公安恶警赵秀发、秦宝库等竟毫无人性地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把我丈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十天。罚款后他们才放他回家，丈夫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霍林郭勒市恶警满都拉、秦宝库、赵凤云、翟托等人，再次强行绑架了我，并非法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遭受近两年的迫害。
屡次迫害使得我丈夫精神彻底垮下来了。丈夫旧病复发，逐渐加重，于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二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五岁。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