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我在文革期间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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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5月17日讯】今天是文革爆发50周年。找了20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这只是文革的一个小小方面。文革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巨可以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到现在由文革红卫兵一代掌权是什么样子,人们也看到了。我对文革总的回顾,写在我的回忆录之中。
1996.5.1

我在大学读的专业是“中共党史”,但是真正对中共党史有些认识,还是文革期间,这大概就是所谓“在实践中学习”了。从这点来说,文革对我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或者说是“坏事变为好事”。

林彪事件后认定毛是奸雄

虽然是学党史专业,但是真正的机密文件我们还是无法接触到的,因为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共党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编写,隐恶扬善,读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自己自然而然“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一直到以后经过好多事实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变”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热,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包括亲人被斗、家里被抄,几乎扫地出门,自己都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分清主流支流”等来要求自己。而真正开始出现比较大的疑问,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时,被作为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原来他们号召人们造反,却不许造他们的反。那不是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吗?虽然当时我认为毛泽东可能受蒙蔽,但对文化大革的纯理想主义认识已经动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出走坠机身亡以后,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别是“批林”过程中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更使我对毛泽东有了好多看法,根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而是精于权术斗争的奸雄。

首先,《“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形势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国各阶层对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红卫兵受利用等等。特别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权术,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不是封建主义的统治术?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对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打刘少奇,并且当他为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印证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权术的揭露。

阅读两本书看透共产党本质

这期间,中共对局势已逐渐失控。我找来了吴唅的《朱元璋传》来看,对照毛的所作所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认识毛的本质。这时候,中共也“内部出版”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因为朋友多,有幸充当“借书掮客”,也就是不认识的双方由我作中间人相互交换书籍看,交换时因为书籍经过我的手而由我先睹为快,看到了这两本书。我把毛泽东和希特勒对照,除了“种族主义”改为“阶级斗争”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对号入座”,毛泽东作为独裁者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确立。而看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进一步认清共产党的内部专横、腐败,苏共如此,“以俄为师”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鲁晓夫肯定韩战是北韩的金日成先发动的,更使我进一步认识中共虚伪的本质并非文革才有,远至五十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国共斗争,中共不虚伪吗?于是,对中国现代史,都要重新评价,不可以用以前学到的东西来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被颠倒的历史要再颠倒过来,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后,我还是有一点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久毛泽东批《人民日报》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灭。加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张春桥等弹冠相庆,并做接班的准备,使我对中共和毛泽东彻底绝望,遂决定离开中共的统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决心离开社会主义祖国

在这以前,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时期,我妈妈从印尼回中国大陆探亲,问我想不想出国。当时我还很“革命”,要同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家里寄来的食品和外汇可以换来的各种票证还和同事朋友“共产”,岂料后来差一点成为“腐蚀革命干部”的罪证,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学府。文革期间在工厂劳动,七二年美国尼克逊总统访问北京后,中共政策略有松动,我妈妈七二年、七三年夏天都来上海看我,问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当犹豫,因为对外面世界已相当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泽东能纠正“左”的路线。到七四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时候,我终于痛下决心离开曾经是我的理想,并为之葬送青春的“社会主义祖国”。这种“决裂”相当痛苦,但也势在必行。七四年夏天老爸从印尼来上海,我正式递上出国申请书。当时我妻子家里反对,我妻子则尊重我的选择,但不答应我带儿子、女儿出去,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担心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我还是狠下决心,一个人出去。一九五五年回国时十大件行李,七六年出国来香港时,只背了一个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离开中共的独裁统治,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而我的妻子和子女三年后才出来,但是因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革中大受冲击而得了心脏病,在香港动了手术,十年之后还是过世了。

我来香港后即给报刊写稿,评论中国大陆的时事。八十年代中期,有香港新华社官员问我有什么政策还没有“落实”的?我说人在香港,并不希罕什么政策了。文革当中我很幸运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属于“边缘人”,亦受到小冲击,比别人幸运多了。但我在社会上看得多了,也会思考,并且还有一个曾被扭曲后又恢复正常的良心,我绝对不会认同中共的所作所为,我无法改变它,就只能远离它。文革三十年了,离“结束”也二十年,而且虽然邓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实际上文革还没有结束。中共的好些做法,而是充满着文革遗风。例如“讲政治”、封锁资讯、镇压不同政见者等。在香港,中共挑起群众斗群众,分化破坏好端端的一个繁荣社会。而我的写作生涯现在也在被封杀中,只能“见缝插针”和“打擦边球”,并且被列入“黑名单”……。看来香港如果不补文革的课,香港人就不配和国内同胞“同甘苦、共呼吸”了。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转自作者facebook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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