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5月18日讯】这是文革武斗期间一个故事，这件事像一把斧头砍在青㭎树上一样，给我的记忆留下一道深长的口子。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隐去我的派别，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为了你能平静地听完这个故事。中国人记仇仿佛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大革命把人搞得势不两立，我不敢相信你知道了我的派别后是否还会以平常心来阅读这篇小说。想一想吧，如果今天你在繁华的大路上看见文革中的对立派，你是否会毫无顾忌地走上前去笑着拍拍对方的肩膀说：“嗨！老王，好久不见了，走，喝两杯去！”即或你想这样做，恐怕你的顾忌也会让你的双脚吃定在路上，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此时心里嘀咕的啥。当然，也许你比我洒脱，你会说，我才不在乎过去荒唐年代给我造成的心理创伤呢。如果是这样，我承认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我却不会忽略一些中国人是不太习惯以宽宏和原宥的心态来思考问题的这样一个事实。时间有时会冲刷一切，有时会更恶意地沉淀不愉快的心绪。看一看现在网络上的博主们彼此挑破面皮之后会怎样地恶言相向，你就会明白我对人的偏颇德行的担忧是多么的有理由，与这个相比，我们那时节可是拿着真刀真枪干哩。
那是武斗的后期，正好也是我们这里两派武装力量相互对峙的当口，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停止武斗、上缴武器，但是，打红了眼的人很难放下枪来和平共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初权力的分配问题，由于军队在其中没有保持中立，导致地方三结合班子的权力倾斜；另一个原因就是武斗参与者的理想和斗志问题，换句话说，那时参加武斗的人很有斗争精神和献身精神，在毛主席（请容许我为了故事背景的需要而延用那个年代的称呼）的煽动下，人们很快就达到战争年代一样的浴血奋战状态。那时，我们沙埔区有一个口号叫：“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在没有给反动派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前就要停止武斗，谈何容易。当然，上述两个原因是从政治层面上讲，而从情感层面上讲，两派你追我杀已经成了仇人，不管结仇的原因是什么，仇就是仇，它是一种本质的存在，很难找一个突破口来化解它，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吗？结仇容易解仇难哪。
我们十二中造反派“八二一战斗团”的头头叫雷明生，他是高三（2）班的班长，他的父亲是一家机械厂的工人，很老实，在他父亲的心里毛主席是大恩人、是伟大的领袖。现在提“伟大的领袖”觉得很滑稽，可那个时候你一提起，周身的血就会沸腾。不用说，全世界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最了不起，如果有人不小心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摔碎了，他当场就会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接着就是被枪毙的命运。文革早期，雷明生从北京串联回来带给父亲一个毛主席像章，父亲当即眼眶发红，双手哆嗦地把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由于怕别人偷这枚像章，他在劳保服里面用一颗别针锁住了像章背后的金属簧圈。自从他的劳保服戴上了毛主席像章，他感冒之后再也不会拿劳保服的袖口擦鼻涕了，而是用右手虎口附近的手背擦一擦继而翻过掌面用大拇指根部横拉一下，然后把左手搭上右手反复搓，直到把鼻涕搓干为止。雷明生当了学校造反派头头，父亲很高兴，觉得儿子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得起工人阶级家庭。雷明生的父亲在工厂停产后，常常独自一人戴起红袖章在厂里巡逻，护卫机器。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图表现（因为没有几个同事知道他在巡逻），他是真的对工厂有感情。可是，在巡逻了大约三、四个月后，他就撕下红袖章，跑回乡下老家躲起来了。原因很简单：风口浪尖上的雷明生或许不可撼动，而向他老父发几枚暗箭可不是件难事。在我们中国，使阴招是普遍存在的党风民风。
雷明生父亲的事就此打住，他不是故事的主角儿，我交代他只是想说明那个年代一个中国最普通家庭的老子是怎样的一个脑袋，而雷明生正是这个老子的儿子，他们在那个年代像你和我一样，都是为毛主席而活。现在，我辈中很多人都装起一付先知先觉的样子，说文革时期就看透了毛主席，那是吹牛。真正把毛主席看透的青年人是凤毛麟角。那时的毛主席红遍了整个亚非拉，指引着革命航船乘风破浪向前进，青年们大都对毛主席顶礼膜拜、心向往之。真正把毛主席看透的人基本上是解放前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我们学校就有校医陈至义（“九一八”从东北流亡关内的医生）、英语老师李针（上海十里洋场的翻译）、物理老师宋理加（国民党坦克部队机械师）、语文老师韦加树（大户人家后代，正宗科班出生），而这些老知识分子并不敢以自己的真实想法来影响自己的孩子，怕孩子生出反骨闯下杀身之祸……奇怪的是，这些老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很多人在文革早期受到冲击和批判—-在运动后却很平静，仿佛身边从未发生过这场触及灵魂和皮肉的大事件。反而是当初跟着毛跑的人后来反毛特别起劲。世界上怕就怕欺骗二字，向假对象透支了真感情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我们沙埔区与全市一样，各单位真正的造反派组织统称“风雷激”，而另一派则统称“井冈山”，拿现在的话说，前者是激进派，后者是保守派（这个保守派有别于文革初期的保皇派，保皇派的气数很短）。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早先逃离沙埔区的“井冈山”借助市里的产业工人力量从北面发动猛烈进攻，在沙埔的纺织三厂、人民会堂和师范学院等主要武装据点激战十余天，最后将“风雷激”全部赶出沙埔。此前，“八二一战斗团”是城中心最大建筑—-人民会堂—-的守卫主力。“井冈山”之所以夺城得手就是因为当地驻军睁眼闭眼地给了好些武器弹药，其中给得最多的是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50式苏制冲锋枪，它是一种小巧、方便的冲锋枪，样式很酷，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子弹与五四式手枪子弹一般大……“风雷激”被撵出根据地后，一直驻扎在沙埔城外的南面和东面的远郊以及东南角。转眼大半年，，他们心里无时不想打回沙埔。想一想吧，区革命委员会就诞生在沙埔，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就挂在老区委的大门口，那是权力的中心。说来好笑，文革中的夺权，就是夺那枚圆形公章—-如同宫廷政变中夺玉玺一般—-然后把对方撵出办公室，自己坐下来读中央文件、签字，这就叫掌权。眼下，沙埔的办公室都是“井冈山”的人，这口窝囊气“风雷激”无论如何也咽不下。时值七月，天气暴热，武斗队队员被闷热的气候和焦躁不安的情绪折磨得脾气横窜，野劲十足。他们在沙埔保卫战中牺牲了“风暴战斗团”的头头张建新，纺织三厂、邮电局、供销社、新华印刷厂合共也有十三个队员牺牲，张建新后来在城里遭曝尸三天，周身乌黑肿胀、口鼻鼓突，乌蝇成群结对飞绕，混响不息，尸体胸口上被三八大盖打穿的窟窿给顺势插入一块木牌，上写：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可耻下场！这个残忍的动作把“风雷激”气得热血贲张，他们视此为奇耻大辱，每天都在盘算如何打回沙埔报仇雪恨。
眼看复课闹革命的日子越来越近，武斗难以为继，“风雷激”在社会上将落下打不赢“井冈山”的口碑。“风雷激”各战斗队都急红了眼，因为无论从亡命程度上讲还是从打仗的素质上讲，“风雷激”都远远胜过“井冈山”。目前，大规模的反扑已没有多大可能性，因为沙埔的北面距市中心仅有三十几公里，那边的“井冈山”产业工人武斗队，随时可以出动卡车调动队伍前来支援；而西面和东面近郊都是“井冈山”控制的地盘，只有南面出城约四公里后的地盘才是“风雷激”所控制。那里有一个民国时期留下来的青石寨，寨高五丈、阔十丈、长十五余仗，条石砌就、庞大坚固，倚坡而立、俯控大路，“井冈山”追撵“风雷激”的队伍到此路段被寨子里的一挺机枪扫断，前进不得，“井冈山”从此再无寸尺延展，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两派势力的“三八线”。本来“风雷激”从这条路打回沙埔最得宜，若顺利，两三支烟的功夫就可返抵城中心的人民会堂。但是，“井冈山”在这条大路的控制段设置了密集的鹿角障、沙袋，工事上架着德国歪把机枪，公路两旁每隔二三十步便埋一枚土地雷，土地雷由大号灭火器空筒做成，灌满炸药，再接上电雷管，上边如坟包般覆以碎石、碎玻璃、短钢筋、短角铁、钢珠、泥土等，一旦引爆，威力巨大，掀翻一辆解放牌汽车直若吹灯。
雷明生那段时间老是趴在“八二一战斗兵团”指挥部的桌子上对着沙埔地图转脑子，面前的瓷盅里装满烟蒂，瓷盅身上粗糙地印着一艘远洋轮船，轮船上的天空印着红色字样“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是林彪的手书体。雷明生抽烟不是把烟蒂掐灭后扔进瓷盅，而是扔进瓷盅后再往烟蒂上到一点浓茶。他构建的反攻方案并不庞大但是却很犀利—-由他亲自带队，打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一举拿下造反大楼！
造反大楼是十二中的新建三层教学楼，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刚刚发表五天就竣工，此楼马上被红卫兵命名为造反大楼。十二中的校址就在通市里的路边，这条路在城东被东山一挡，转而投北。前面说的“井冈山”从北面打回沙埔就是走的这条路。这里距沙埔中心街三公里，它们之间有座公路桥叫八一桥，八一桥靠沙埔那头有一个隘口，是“井冈山”的火力点和观察哨。为什么这里要设火力点和观察哨呢？因为沙埔东面虽然也是“井冈山”所掌控，但那是一片跌宕起伏的东山，方圆几十公里。密集的杉树林、竹林、青㭎林和灌木林掩映着一畦一畦坡地和水田，羊肠小道纵横交错，在这片山峦的另一头是赤塘区，它是“风雷激”的地盘，赤塘区有一条老公路绕过山峦南部的尾端过青石寨进入沙埔南部（也就是埋土地雷那条公路），这个距离大约是九十公里。由于东山海拔几百米高，坡峦广袤，无法设立有效布控点，所以这一带的沙埔地盘就由“井冈山”的贫下中农控制，所谓控制，也就是瞧见陌生面孔上前盘问而已，如果发现疑点即行捆绑，押至沙埔街上，交由城里人审问。从地理上讲，这块广袤的山峦是“井冈山”的软肋，雷明生与“八二一战斗团”当时正驻扎在东山这片山峦的后面（即赤塘区）。所以八一桥那头的隘口必须设立火力点和观察哨。
雷明生的造反生涯是从造反大楼起家的，造反大楼对于他的人生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今，造反大楼落在“井冈山”手里，成为他心里一个不可化解的结，他想在复课闹革命之前，突袭造反大楼，给社会来一个震撼，以证明“八二一战斗团”不是孬火药、沙埔的天也不是你“井冈山”的天。
有了这个想法，他把压在地图上的红港牌香烟和火柴一把抓起塞进裤兜，直起腰身离开桌子，跨上一辆三轮摩托车，沿着那条老公路，去青石寨找张参谋。他找张参谋的细节我不必在此详说，你需要知道的是：当天黄昏，张参谋坐上雷明生的摩托车来到了“八二一战斗团”。张参谋名叫张中华，文革前是十二中的政工干部，四十出头，高大精瘦的山东汉子，南下干部，满脸络腮胡，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的八路军连长，亲手击毙过二十七个日军，还协助地方锄奸团围庄锄奸。张参谋性格强悍、威猛刚勇，这样的人在文革武斗中简直就是宝贝，只要你是文革武斗中过来的人就会知道，搞武斗不需要战略思想，只需要作战能力。
张参谋把突击队员定编为二十四人，对于二十四人袭击造反大楼这样的武装据点，他的解释是：一、行动目标小；二、快捷灵活；三、对目标的布点、攻击、控制刚好够用；四、撤退迅速，遇到阻碍便于穿插，即使被打散，损失也不大。雷明生当即赞同组队方案。张参谋说，队员由他和雷明生一起挑选，选人的原则是少言寡语、性格坚韧、动作灵活、耐力长久、枪法出众、视死如归，这些都是突袭造反大楼队员的必备条件。为了不走漏风声，队员不到出发前两天不告知目的地。除雷明生本人任突击队长外，经过暗中观察并结合平时了解，他俩选定了二十三名队员，他们是：
阎平西、唐第舒、吴学楷、吴小成、郭建、汪建中、杨傅承、谢开明、艾永明、李八娃、费小力、陈启彤、郭长顺、魏常述、张兴明、刘大庸、张志超、童云林、郭力力、王强生、王正勇、张小兵、黎万里。阎平西任副队长，郭长顺任机枪手，郭建任机枪手替补。
他们平均年龄不超过十七岁，个个精瘦黝黑、闷声干事，说一声跳悬崖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每个武斗队中总有一帮人，不爱说话、不爱唱歌、不爱喊口号，却非常沉迷于枪弹、匕首和战事，无事便端起枪来瞄准树枝尖梢，一瞄就是一支烟的工夫。这帮人具有一流战斗水平，是武斗队的中坚力量，伤亡也最大。我常想，他们要是生长在战争年代一定大有出息。事实上，很多人的归宿在前世已经注定，如果今生运气契合了他们的命，他们就是成功人士，如果今生运气没有契合他们的命，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如果要强追不属于自己命里的运，很难说不出现悲剧。武斗中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生来就不能跟武器融为一体，他们在室内学会了瞄准，到室外却不会调节准星与缺口上的虚光，他们扳枪栓的动作也不利索，他们参加武斗仅仅是被理想引领行事，换句话说，他们投身武斗是被当时普遍的躁动气氛所感染。他们的热情被耗尽之后容易心灰意懒、萌生退意。十八年后，当我读到博尔赫斯的诗句：“对于我来说，匕首不仅意味着锋利，还意味着准确”时，心里猛吃一惊，这位搬弄文字的顶级大师竟然对利器有如此精细深刻的理解，设若时光倒退，赫氏保不准也是阿根廷一个厉害的牛仔哩。
强化训练开始了，张参谋有一个最基本然而也是最重要的理论，那就是—-速度最重要。这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他要求每个队员具备极强的奔跑、跳跃、攀爬和耐受能力。他跟队员说：“速度这个东西，它上了身，你进可以杀敌，退可以保命，是死是活有时候就是一秒钟的事，如果没有速度，其他东西都是空吹，不中用，上战场不是打擂台、打仗也不见得是蛮力活儿。”他搞的山间越野跑每天都是二十公里，一周内有一次四十公里。同时，练滚爬、肉搏、射击等。他的滚爬就是匍匐前进、跳跃障碍、变速跑；肉搏就是擒拿、格斗、拼刺刀；他教射击从不讲三点一线、立姿、跪姿、卧姿，他要求队员在射击时不得瞄准，而是打手风，亦即随手一撂，枪就击发。他说：“你撂出去打不准，等于这把枪它不是你的。你要去瞄准你就要丢掉战机，还要丢掉小命，这不是阵地战。”所以，突击队的队员们拿到大号驳壳枪后练手风全着了魔，后来也都练出了五十步穿西瓜的本事。
在强化训练期间，张参谋与雷明生一块儿制定了行军及作战方案。造反大楼的工事布局及生活规律他们都有详细情报，是十二中伙食团傅大海师傅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他传给住在山峰水的侄儿，山峰水是从十二中登上东山后的第一个小坪坝，由此往北行四百米有山洞朝外出水，经年不涸，山峰水因此得名。这里松树高大密集，特别异的是有一棵冠盖巨阔的黄桷树，在城里的楼上都望得见，非常有名。文革前，学校的老师经常在暑假举家来山峰水冲凉消痱子。傅大海师傅的侄儿接到情报又在晚上去水田打火把黄鳝时传给“八二一战斗团”的人。
出发的头一天，张参谋在指挥部摊开地图布置任务，他要求突击队必须在明天下午一点钟之前横穿整个东山，直扑山峰水，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攻占造反大楼，因为那时候对方正在睡午觉，警惕性和战斗力都很差。从营地到造反大楼大约四十公里，为了节省一些体力用来发动攻击，所以，途中必须以中速行军，不得赶急。至山峰水要停下来用望远镜观察城东隘口的火力点和造反大楼的敌情，然后转道山峰水北面的山崖溜下山，以避开隘口的观察哨。下山后，再沿公路（就是沙埔与市里相通的那条公路）疾奔两公里就到十二中校门。校门南面一带是夹竹桃，利用它的掩护到游泳池，游泳池南面土坎儿是白腊树和洋槐树混合林，向西穿过这片林子，距造反大楼便仅余六十米，这之间偏北一点有一幢老库房可以利用，以接近目标。在游泳池南面土坎儿尽头要架一挺机枪掩护攻楼队员。由于造反大楼距城东隘口的空间距离仅有三公里，所以行动以隐秘为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布置完任务，张参谋给队员讲解了攻楼的要领以及搜索、放血、开枪的动作和时机。众人默记心头。
雷明生最后说话，他说：“革命的战友们，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我们的造反大楼，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死敌，是反革命小爬虫，这样的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打，他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风雷激突击队’要发扬红军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刺刀见红，血洗‘井冈山’！中央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我们明天就杀回去复课闹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只放血，莫杀死，杀屁股和腿子，遇到反抗才开枪。”他一边说，一边重复刚才张参谋的示范动作，左手握匕首，曲肘举在右胸前，刀尖朝外，右手握驳壳枪紧贴腰间，一边朝前走一边把匕首朝前戳。然后他又说：“不要受伤，不要牺牲，不要拖时间，拿下造反大楼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在楼顶插起‘八二一战斗团’的旗帜就撤退。张参谋已经讲了我们的配备，每人一把匕首、一只驳壳枪、一袋机枪子弹、两颗手榴弹，这是最好的搭配，既能保证战斗火力，又轻便灵活，路上大家轮流扛机枪，”他顿了一会儿，拿火一般的目光在每个队员的脸上扫过，然后，以刚旺脆崩的口气喊道：“宣誓！”于是，众人对着山墙站成两排，墙的中间是毛主席像，左边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右边写着“敢叫日月换新天”，副队长阎平西打头，依次是机枪手郭长顺，机枪手替换郭建以及众队员。他们神情紧板、脸色铁青，右手捏紧拳头举至耳畔—-
雷明生：“我们‘风雷激突击队’向毛主席保证！”
队员：“我们‘风雷激突击队’向毛主席保证！”
雷明生：“我们生是您的红卫兵！”
队员：“我们生是您的红卫兵！”
雷明生：“我们死是您的红小鬼！”
队员：“我们死是您的红小鬼！”
雷明生：“我们誓死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队员：“我们誓死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雷明生：“誓死捍卫中央文革！”
队员：“誓死捍卫中央文革！”
雷明生：“头可断”
队员：“头可断”
雷明生：“血可流！”
队员：“血可流！”
雷明生：“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队员：“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雷明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队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雷明生：“全无敌！”
队员：“全无敌！”
翌日凌晨一时，月光皎洁，突击队被通宵抽烟的张参谋叫醒，骨碌碌翻身起床，整装出发。出发前，张参谋将雷明生拉至一旁，道：“小雷，我一宿未阖眼。要出发了，我再给你咋唬两点，第一，速去速回，拿不下造反大楼就迅速撤退，不要恋战；第二，拿下造反大楼的同时，派两个人从造反大楼拖两挺机枪去果园的香蕉林控制八一桥，我最担心那边来人增援，怕你们跑不赢。我算了一下，如果‘井冈山’增援，你们的火力可以控制到隘口以下的公路，那一段大约是一千多米。突击队从造反大楼撤退到东山的老师宿舍时就放枪发信号，机枪手听到东山的枪声就撤退，只要躲过冷枪冷弹就不会有大问题，‘井冈山’应该追不过你们。怎么样？”雷明生简短沉思后答道：“没有问题，听我们的好消息。”说完，两人握紧手又撂开，雷明生转身喊：“出发！”
一行人默声敛语，在山林间蛇样穿行，疾若追风。对这些林子、沟壑和坡峦，他们已熟若掌纹，几乎可以半闭着眼睛凭直觉由身子带着脚狂奔，而所行方向正是脑袋里想要去的方向，好像这羊肠小道正是为此番突击队的使命而生就、而延展。沿途无人，村舍没烟，偶有一二瘦狗闪过路旁呆呆地望这群人，然后隐遁无踪。狗与人一样，离开家庭在外晃荡须得夹紧尾巴不能吠叫，这使突击队宽心。眼下的闪电行动，隐秘是成功的关键，走漏风声往往会带来灭顶之灾。约三小时后，突击队来到龙眼寺。从这里到山峰水全都在山顶主脉上，四周是浅丘的延伸，虽然林子茂密，却已没有太大的沟壁陡谷，这样的地形对于突击队来说，如履平地。雷明生下令进入一片林子小憩，喝水吃干粮，放松肌肉，他自己则在林子边沿望风。
正午时分，突击队一行来到山峰水，整个沙埔城区尽收眼底。他们找了一个林中小坪，透过半人高的巴茅对隘口观察哨和造反大楼进行观察。烈日当顶，阳光炽白，气候炎热难耐，除了蝉鸣，大自然中似乎寻不出生命的痕迹。从望远镜里看，隘口竟没人瞭望，只有几支步枪倚在门口、一挺机枪架在沙袋垒起的工事上。造反大楼的楼顶有人值班，但没有瞭望。雷明生打算不间断观察大半个小时，看造反大楼的值班人员有没有定时瞭望的规律，如果有，就要掐准时间，在空档中突袭。每一间临街的窗口都堆着沙袋，留着枪眼，窗玻璃上贴着米字形纸条。房间内可见人员走动、休息，两墙之间扯了绳子，晾着衣物之类。雷明生心里欢喜，没想到“井冈山”这般麻痹大意，他们大概做梦都没想到，“风雷激”会在这鸟儿都不愿外出觅食的大热天长途奔袭，打至门前。四十分钟后，雷明生开始布置任务：“我们从山峰水下公路，五到七分钟跑到游泳池钻进树林，郭长顺、郭建火力掩护。吴小成不去游泳池，先从后校门进去断电话线，绳子都在么？”吴小成答：“在。”他们断电话线的方法简单且快捷，在绳索的一段系上石头，扔过电话线，然后抓住绳子两端一拉，电话线就断了。雷明生接着说：“给你十分钟时间。然后吴学楷、汪建中、杨傅承、谢开明、艾永明、李八娃、费小力、陈启彤、魏常述冲头拨，谢开明枪法好，冲到老库房隐蔽起来近距离观察掩护，吴学楷、、汪建中、杨傅承打面向老库房这头的过道大门，艾永明、李八娃、费小力、陈启彤、魏常述沿两侧底楼墙根寻找突破口，有窗户开着就朝里头钻，两人一组，做到三百六十度火力控制，还要注意楼上楼下，因为在室内和楼梯过道间最容易挨冷枪。一进去就吼开，要有气势，有备打无备，让对方摸不清我们底细。唐第舒、张兴明、刘大庸、张志超、童云林、郭力力、王正勇、张小兵、黎万里冲第二拨，郭力力、王强生、王正勇在工事上抓两挺机枪去控制八一桥，带足子弹。张小兵占领广播室。有受伤不能跑的，马上转移到傅大海师傅家藏起来。你们还有啥补充……没有？好，现在把左胳臂扎上红布条，打成死结。进楼之后凡是从背后看人就只认这个红布条。走！下山！”雷明生一声令下，队伍猫腰跑向山峰水的尽头，一个个依次朝山脚下溜。
经过后校门时，吴小成离队闪进学校去断电话线。队伍继续朝游泳池疾行，沿途路人看见这支风尘仆仆的武装小队冷眉黑脸、杀气四溢，个个惊得瞠目结舌，心惊肉跳。须臾，他们钻进游泳池旁的树林，各自作进攻准备。在林子坎儿边，每个人都把机枪子弹取出来交给郭长顺，然后把驳壳枪保险打开（他们在路上行进时子弹已经上膛）。雷明生道：“第一拨准备上，冲上土坡马上靠近老库房，从老库房冲向造反大楼越快越好，尽快进入它的射击死角，只要有一个人进了楼就成功了，‘井冈山’一乱我们就能控制大楼。上！”言毕，第一拨人拔腿就往山坡猛冲，郭长顺把机枪瞄准造反大楼，雷明生用望远镜观察楼上动静……大约五六分钟后，突然从造反大楼传来凄厉绝望的尖叫和惊恐万状的干嚎，接着，陆陆续续有张开的雨伞跳出窗户，雷明生看得真切，这些雨伞下分明吊着人，他们急剧下坠，所有的伞一瞬间齐刷刷由“个”字形变成“Y”字形，人像石头般砸向地面。“他们进去了，”雷明生对郭长顺和郭建道，“收机枪，上楼，不打逃兵。”三人迅即冲向造反大楼。
在楼梯间，“井冈山”的人惊慌失措、魂飞魄失，乱糟糟地在桌椅、沙袋以及各类障碍物之间跌跌撞撞、寻路外逃，双眼充满惶恐。许多人都捂着手膀子或屁股墩，一颠一蹶、连跑带挪，鲜血从指缝间簌簌流出，在过道上拖出一道道血迹。墙上时见麻乱血掌印，那是踉踉跄跄、支撑不住的人留下的。二楼南头的拐角处，一个男生蜷伏着，周身发抖，头埋在大腿间痛苦地呻吟，这一刀不知捅在哪里，他已直不起腰来。郭长顺顺手用机枪枪筒朝他背上一敲，男生庚即不再动弹。跳下楼的男男女女们如受伤的野鸭四下扑腾，动不了的就躺在地上哭泣。雷明生没想到“井冈山”如此不堪一击，他跑向广播室，在门口碰上张兴明和刘大庸，对他们道：“你们俩马上去食堂搞一大桶稀饭来，清完楼之后每个人喝两碗稀饭补充水分，太热了。”然后他叫张小兵打开扩音机，一把抓起麦克风塞给他，说：“你就喊‘十二中八二一战斗团杀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了！’就喊这一句，反复喊。”这个时候，雷明生凭直觉判断，沙埔城里就算知道这边有动静，一时半会儿绝难组织反扑，“井冈山”压根摸不清我们的实力。他决定抓住机会为“八二一战斗团”造政治舆论。好哇！他心里想，方圆几公里的人都知道“八二一战斗团”今天攻占了造反大楼，全城马上也会知道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回来复课闹革命，“井冈山”这回吃了哑巴亏。这时，他看见张兴明和刘大庸远远地一左一右用手抬一大木桶稀饭从食堂急匆匆回来，穿越单双杠的沙坑时，一失手，整桶稀饭撒泼在沙坑里。二人看都不看，拔脚就走。
雷明生提起驳壳枪在造反大楼的楼上楼下巡查，当年离开大楼时，过道上、教室里还有一股新鲜的墙灰味儿，门窗的油漆味儿也都浓烈。现在的造反大楼却彻里彻外呈显异样，墙上涂满口号，有“风雷激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井冈山儿女想念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层楼的过道尽头有砖头石块垒起的简易灶，旁边零乱地置摆着锑锅、脸盆、瓷盅、菜刀、菜板、瓦缸等，灶膛灰烬里暴露出尚未烧尽的桌子腿、凳子脚。墙壁被烟雾熏黑，光线暗淡，厕所的浓烈氨味儿扑鼻而来，催人流泪。在这场慌乱中，上下铺的被条、毯子、衣裤、《毛主席语录》、矿石收音机纷纷掉落、杂陈一地。它们刚才的主人现在已经逍遁无踪，在不知哪个角落里品尝痛苦和沮丧。一些人的哀嚎还一直不断地从楼外的地面传来，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给这闷热添着烦燥和恐惶。室内窗前和桌上摆着枪、手榴弹、刺刀、匕首、军用皮带、子弹袋、子弹……这些物件此次尚未使用，便成了废物，而原本它们是可以发出摧人夺命的能量的。眼下，对雷明生而言它们不可能成为战利品，因为雷明生无法把这些东西搬过东山运回赤塘。他的手掌轻轻地摩挲着铮亮发蓝的枪管，手指深情地抓捏着灰黄发白的子弹袋，渐渐地，一种别样滋味爬上雷明生的心头，激烈喧嚣过后的寂寞蓦然给他添增了莫名的失落和怅惘……
按照事先约定，雷明生吹起口哨，突击队的人马上下楼到地坝集合。雷明生望着两排脸盘黧黑、筋腱暴张、神情坚毅、士气高昂的铁血弟兄，心里激动得突突跳。这一个个腰间别着驳壳枪、插着匕首，臂上系着红布条、精力畅旺的突击队员随时可以突破任何城市，撕裂敌人心脏，这是一支已经成器的队伍，好提劲啊！雷明生开腔讲话了：“战友们，我们这次突袭，没费一枪一弹，前后十几分钟就把‘井冈山’赶出造反大楼，了不起！我们的行动已经达到了目的。本来张兴明和刘大庸在食堂搞了一桶稀饭给大伙解渴填肚皮，结果打泼了。吃不成，我们也没有时间了，都忍一忍，上东山后再找吃的。”雷明生讲完话，朝东山一甩掌，喝一声：“闪！”众人不言，拔脚飞步望山上奔去。几分钟后，东山坡上的老师宿舍传来一串机枪扫射声，那是给郭力力、王强生、王正勇的信号：他们可以离开八一桥头的火力点，前去东山会合了。这是“八二一战斗团”在袭击造反大楼行动中射出的唯一一梭子弹。
这就是我要讲的文革武斗中袭击造反大楼的故事，四十年来，我一直无法尘封它。大约八年前，雷明生与当年驻守造反大楼的头头胡波以及还能寻得见的双方骨干在沙埔的碧豪酒家座谈、喝酒、握手言和。
满桌人相互紧密打望，努力寻找对方过去的模样，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认不出来。待一些人自报姓名后，其他人才“喔、喔”恍然回悟。望着青春不再，年痕满布的面容，众人无不感叹岁月冷残、人生不可捉驻。在觥筹交错、耳热面酣之际彼此回首往事皆有满脸骇然之色。
末了，雷明生双手搓着酒杯道：“对那段往事，我们在座的人都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代价，大家知道，武斗结束后我也被关了好多年，井冈山派的公安在狱中把我整得很惨，我反思了很多问题，出狱后彻底地做到了灵魂深处不闹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多学者已有定论，从政治、文化、历史、人性角度都谈了。我雷明生的看法却很简单朴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搞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是我们栽斤斗的根本原因。教训，有人说文革是教训，不错，我们在座的能吸取教训，因为我们上过当。但是，我们的娃儿、孙儿怎么办？以后中央又出一个骗子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一代接一代的拿信念和生命去换教训吧。在一个讲政治的国家，一定潜伏着悲剧，这是我几十年人生总结的经验。我们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吗？不能。所以，我把娃儿弄到美国去了，是他在美国的二叔担保的，这一下，我也就丢心落肠了。我呢，算了，到了这把年龄也不想别的了，青春热血都已经洒在了中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把老骨头就沤烂在中国，肥中国的土。”言毕，雷明生把半杯酒举至面前一饮而尽。
满桌默然，有妇人眼圈潮红、潸然泪下……
（2008、10、19日，老乐刹笔于澳洲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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