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5月03日讯】长久以来，在中国大陆舆论接受政治监督的环境下，内容尽显“形势一片大好”的文章、资料以及报导，可谓是屡见不鲜。最近就有一篇类似的文章是关于中国老龄政策问题的。文章说，“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老年人政策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老年福利保障水准呈逐年提高趋势，政策导向性‘硬指标’发展较为显着，但老年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的‘软指标’建设较为滞后”。这句直击主题的结论意在指出，有关中国老人各方面的政策，“软指标”不行，但绝大多数“硬指标”已经很不错了。
之所以敢于承认“软指标”不行，一方面或是为了衬托“硬指标”很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软指标’不行”或已在社会中形成了普遍共识。更重要的是，在老年人的问题上，搞清楚“软指标”与“硬指标”究竟孰轻孰重，也是判断针对老人出台的相关政策、采取的措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老年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软指标’则较为滞后；在老年人社会服务以及老年健康与教育方面，……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每万名老人拥有老年活动站/中心/室、临终关怀医院、法律援助中心、老年大学、老年协会的数量，……仅有50个指标变化为上升趋势”的细节性描述中，我们显然发现，这些在“软指标”上所体现出的不足并不关乎“生存”的问题，而只关乎“生活品质”的高低。
然而，有人或许不信，在GDP赶超日本，居世界第二的泱泱大国，老人还会有“生存”问题？实际上，“硬指标”这三个字就是对此问最好的回答。因为这一指标所涵盖的方面正体现在“老年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养老金以及各类专为老人提供的补贴等关乎中国老人是否真能踏踏实实活下去的问题上。
尽管一份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报告给出了甚为乐观的资料，比如“老年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方面……，其上升趋势的比例分别达到63.71%、98.39%和78.49%”，“2012－2014年间，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均已超2,000元”，又比如“全国新增各类养老床位342万张”，“有14个省份的注册养老机构绝对数量增加，19个省份注册养老机构的比例上升，天津、湖南、四川和西藏4省份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从中，我们却不难感觉到，这些极尽烘托的资料背后仍透着一股悲凉。
令人感到寒意阵阵的原因在于，与其他中、青、少年群体一样，中国的老人也难以幸免的被划分为了三六九等。在中国大陆按照体制内外、权贵与否而存在着巨大悬殊的等级社会中，老人的问题又如何能一概而论、等量齐观？老干部是老人，普通退休职工也是老人；在城市生活的老年居民是老人，行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超过60岁的农民工不还是老人吗？但问题是，这些老人的“硬指标”真的都能保持在同一水准线上吗？
我们暂且不必拿“分工不同”说事，不妨先来看看那好几千个不必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省部级干部退休之后的各项待遇。除了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及工作人员、且身体差的还配有医护人员之外，仅在福利、津贴等（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的钱款上，正省部级的退休老干部平均每人一年就能拿到112.3万元，而一位副省部级官员也可拿到93.72万元。如此有零有整，应该不是一拍脑袋瞎编出来的，更令人惊心的是，这些在老干部眼中不值一提的钱数，极有可能比一个普通退休职工（按每月2,000来算）在余下的岁月中所能拿到的全部养老金还多。
事实上，就连这样的推测也有点“以偏概全”。如果有机会去了解所谓的“基层”、走入农村的寻常百姓家，得出的资料不但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凌乱状态，更让人抓狂的是，养老金从几百、几十、甚至到几块，根本就毫无下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这说的还是能拿到的，拿不到的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只看越来越多的年过半百的农民兄弟也纷纷涌入城市，想要跟年轻的农民工一样四处找活干，就足见农村老人的生存境况。对他们而言，什么床位、什么养老机构、什么老年活动中心，那都只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说到养老机构，光看“4省份实现了零的突破”这句描述就觉得悲哀，更别提时不时传来的因无人监管而导致火灾事故、老人死亡的消息了；说起养老床位，光看“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要达到30张”的要求以及“浙江从2012年的33.1张增长到2014年的52.9张，该项指标跃居第一”的政绩和排名，就足以让人欲哭无泪，更别提床位的费用甚至远远超出一般老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了。
如此看来，中国老龄政策的“硬指标”真的如报告中所吹嘘的那么好吗？那些一味被说好的数字若放在现实中，甚至会让人有些惨不忍睹。而无论“软指标”、“硬指标”都好不起来的原因也就在于，负责养老的有关部门还真把老百姓当成了“衣食父母”，却没能把自己当成孝顺儿子，甚至自以为是被宠坏的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孝子”从未引以为耻，反而觉得理所应当。在其看来，即便爹妈可怜没人管，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