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15日讯】没有蜜月期的台湾新政府一上台，各部会首长就忙不迭地纷纷争先恐后端出各种政策，一时之间牛肉满天飞，还真让人消化不良呢！大众的反应不一，七嘴八舌褒贬都有。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政策中，教育部的“补贴企业提供实习及聘用方案”，也就是所谓的“31K实习案”，以及劳动部的“7天假还劳工”和“基本时薪拟由120元上调至126元”受到极大争议。
关于“31K”，立即让人想起“22K”这项被骂臭头的政策，已经被证实失败且不合宜的政策又被“新瓶装旧酒”提了出来，着实让人纳闷不已。虽然教育部表示，该方案在5月3日向劳动部申请相关经费时，就被劳动部给否决，新政府上任后，尚未充分讨论，目前并无8月方案上路的打算，但并没有说不再提了。希望新政府果断地斩掉该方案才是，理由应该不需要再重述、赘述啦！
至于劳动部的降工时升工资政策，劳工团体应会认同，但工商团体却立即响起一片质疑声，表示营运成本将增加，并认为“劳动部过度偏向劳工，缺工情形变严重，恐逼得国内企业出走”。
姑且不论政策果真实施后的利弊得失，这种政府干预劳动市场的政策就是典型的“经济管制”，也就是“经济自由的干预”，这不禁让我想起已故的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 Stigler）教授，在1970年代撰写的〈论自由〉一文，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强迫一个二十二岁的典型美国青年表态，他会告诉我们，某些对于自由的侵犯是不可容忍的，但是，这些侵犯通常是来自政治和社会的范畴，而非来自经济方面的。言论自由不应受威胁，少数民族也不应受到歧视。但对消费者的经济管制却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抗议，而这位年轻人甚至准备接受更多的消费者管制。”
史蒂格勒只说美国青年不能忍受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自由，但却独独对经济方面的不自由甘之如饴。其实，所有的地球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大家对于一般自由的被侵犯，都会激烈的要求政府赶紧去除，但对经济活动或自由市场，却往往呼求政府进场干预，尤其对“价格”更是如此，而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干预就是最典型的。因为人们认为劳资地位不对称，而资方是强者，劳方是弱者，而强者会剥削弱者，因而需要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甚至以法令订定劳动条件和价格，这是1920年庇古(A.C. Pigou)的《福利经济学》出版以来就流行的观念。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劳资之间为何是冲突、对立的？我们不是都听过“劳资在同一条船上”而“祸福与共”吗？为何不能是分工合作彼此扶持呢？近年来“共享经济”甚嚣尘上，这是个很好的观念，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值得大家努力宣扬并广泛实现。
可是，在这个自私自利横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已成座右铭的现时，好似不太可能实现。其实，台南的许文龙先生好早以前就成功做到了，他经营奇美就是“与员工共享”，为员工生计、家庭幸福设想。不但“早已主动”实施“周休二日”，还为员工配股，视员工为家人，根本没有所谓低薪、劳资冲突问题，是标准的共享经济。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是：为何别人不学或学不来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