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6)

【文史】日本仿唐改革与大唐礼仪之影响

作者:刘晓

僧人圆仁所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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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大唐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体现在文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礼仪、建筑、自然科学、社会风俗等许多方面,迄今仍清晰可见。不妨先说一说大化改新

645年,孝德天王即位,他熟悉中国经史,对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十分了解,早有改革之志。即位后,他立舒明天王的长子、深为了解隋唐制度和贞观之治的中大兄为太子,且让其辅政,并仿照唐朝官制,设左、右、内三大臣和国博士等职,同时重用改革派。在随后的半年中,很快实现了仿唐的如下改革:始立年号,六月十九日宣布建元大化;作户籍,校田亩,收兵器,严禁豪强兼并;申明官吏奉法必赏,违法必罚;广开言路;参照唐朝律令研究新制度。

大化改新及其后的仿唐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王颁布了《改新之诏》,史称“大化改新”。具体包括:

一、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以天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

二、把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三、废除王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为每段2束2把,庸为每人每年10日,调为每户交布1丈2尺。

四、改革丧葬制度,禁止王室、贵族营造大型陵墓,殉葬品也有了严格规定。

在改革过程中,日本朝廷下令先后编撰了以年号为名称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的编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种,具体名称也几乎与唐相同,称为户令、田令、职员令等。

这一时期,日本模仿唐朝,也开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结束了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权威性史书的状况。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就是用汉字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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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纪》巻第一,神代上,庆长敕版。(公有领域)

 

“大化改新”使日本建立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国家,对日本以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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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天王画像(公有领域)

 

654年,孝德天王向大唐派遣遣唐使。655年,孝德天王病逝,齐明天王即位,中大兄掌握大权,661年称制。668年,中大兄即王位,是为天智天王,671年去世。天智天王在位十年间,继续推行改革,并下令仿照唐朝,编成日本古代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以及日本最古的较为完备的《庚午年籍》。其后的天武至元明天王(673年—723年)间,也继续推进仿唐的改革,制定了更多的律令,使日本汲取了中国最为先进的文明。

大唐礼仪之影响

遣唐使们带回日本的不仅包括物品,还有他们在唐朝参加、看到的仪式、典礼的印象和记载,而这些印象对日本仪式、典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735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将从唐带回的130卷唐朝《永徽礼》现给了朝廷。752年,他以遣唐使的名义出使大唐,又将《开元礼》带回。真备带回的唐礼使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的礼制,日本的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可以说,8世纪开始,日本的朝贺仪式、任命大臣的仪式、天王即位仪式、节日庆典、外交礼仪、国忌仪式、祭祀孔子仪式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唐朝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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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之一的吉备真备的画像,菊池容斋绘。(公有领域)

 

818年,天王下诏令,令天下仪式、男女衣服、五位以上官员的位记都遵从唐法,诸宫殿院堂门的名称也改用唐式的。三年后,日本最早的一部敕撰的仪式书籍《内里式》成书,该书是当时唐朝仪式的集大成者。

●外交礼仪

在日本的远古时代,日本大王是不直接会见外国使臣并举行外交仪式的,至少到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还是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时日本的王还具有强烈的“神”的象征,不完全是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而且也不掌握外交上的主导权。

大概在隋朝时,日本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中国的宾礼也得以传入日本。日本接受宾礼最早的一个实例是608年迎接隋朝使节时举行的外交礼仪,其中包括上呈国书与信物、飨宴等,仪式模仿自隋炀帝编撰的《江都集札》,而唐朝《开元礼》中记载的宾礼也与其极其相似。当时的日本推古大王、诸王、大臣等都参加了仪式。

不过,日本对于“礼”的全面接受时间是在717年养老(日本年号)时期派遣遣唐使后,尤其在吉备真备带回唐朝的关于礼仪方面的书籍后。9世纪时,宾礼内的飨宴扩大到两次,分别为“赐宴”与“赐飨”,前一个天王出席,后一个天王不参加。

●国忌仪式

日本遣唐使、僧人圆仁是在838年来到唐朝的,他曾滞留在扬州的官方寺院开元寺,在其所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述了与佛教相关的典礼。

在开元寺时,圆仁曾亲眼目睹在此举行的国忌行香仪式,参加者包括节度使李德裕。“国忌”指的是帝王、王后的忌日,按照唐朝仪制,国忌日帝王可以一天不上朝,并禁止饮酒、享乐。《唐律‧杂律上‧国忌作乐》:“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唐初,在国忌日祭祀先王、王后,还限于长安,限于王族;719年后,扩大到全国各地,文武大臣都要参加。这样的扩展,明确了帝王的权威是全国性的,而不仅限于都城。

圆仁目睹的仪式之一应该是开成三年(838年)在扬州开元寺举行的祭祀当时的唐文宗的父亲唐敬宗的。对此,圆仁有着详尽的描述。

另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于686年九月在天武天王驾崩一周年后,新天王下诏,令京师诸寺设斋。这是日本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国忌”的记载,而且其一开始就有着佛教性质。其后的奈良时代,日本均有国忌。按照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的国忌行香在天王、王后的七七忌、一周年忌举行,是在遣唐使传入日本后出现的,而且仪式中的礼佛、散花、行香、咒愿等仪式内容与唐代的国忌基本相同。

不过,由于日本天王并未渗透到地方最底层,因此日本的国忌与唐朝不同的是,不是全国性的,只是在都城和周边地区进行。

●祈雨仪式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天帝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他也要管。因此,古代先民很早就有了祈雨仪式,即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帝祈求。殷墟卜辞中就有不少关于殷商时天帝主宰雨水的记载,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

西周、汉代,直至唐代,并延续到清代,皆有祈雨仪式。前面说到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此也有所记载。其中一次是在839年的扬州开元寺,由僧人祈雨,七人为一组读经,参与者有节度使李德裕。祈雨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雨,其后七天都一直都没有停止。不过,正史中关于唐朝祈雨的方式与圆仁记载的有所不同。其主要是在名山大川进行祈雨,仪式由朝廷直接派使者主持。据唐《开元令》所载,名山大川主要指的是五岳和四渎(长江、黄河、淮水、济水)。还有一种祈雨方法是“徙市闭坊门”。

此外,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师或全国大旱,朝廷不但举行祈雨活动,而且皇帝本人还要采取素服、减膳、独居、露坐听政等自罚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动苍天早日降雨。除了临时祈雨外,唐代还有固定时间的祈雨仪式,即每年夏季的第一个月,皇帝都要到圆丘祭祀上天。

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就是用汉字写成的。(公有领域)

而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祈雨活动的真正开端是在天武时期,仪式不仅包括向神社奉币,也包括在名山岳渎等地祈雨,这明显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到了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前期,祈雨中包含有更为明显的中国元素,一是体现在祥瑞灾异思想上,即天王有德,天降祥瑞;天王无德,天降灾异,是以祈雨成功是对天王是否施行德政的检验。二是运用佛教方法祈雨。奈良后期,日本天王还仿效唐代皇帝举行祭天仪式,亲自祈雨。

●祭祀孔子仪式

秦汉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就已传入日本,日本也很早有了祭祀孔子的仪式,称为“释奠仪式”,一般大学、国学在春秋两季举行。最初,祭祀仪式,礼仪并不完备,而且也不兴盛。在真备回国后,制定了释奠仪式的服饰、器物及仪式内容等,包括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天王驾临,将孔子的称号改为唐朝通用的“文宣王”等等。

从日本各种仪式受大唐的影响看,日本唐化是从奈良后期至平安时代逐渐演变的,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显然,大唐对日本的影响远不止这个方面。@#

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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