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27日讯】台湾新国会和新政府已都全部就位，为求表现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为全民谋福利，“公平正义”是最理直气壮的口号，“为弱势者争福利”更是各党派质询的主轴。在林全院长首度列席立院报告施政方针时，时代力量主委黄国昌质询林揆，要求提高劳工最低工资至二万六千元，并询问是否要制订最低工资法，两样都获得正面回应。黄立委表示，最低工资须达二万六千元，才能“让劳工和家属满足最低生活要求”。
由于林揆已明确答应要制定“最低工资法”，而且也认同“最低工资是满足劳工和家属最低生活要求”，那么，就有必要严肃的将此课题说清楚、讲明白，免得成为错误的政策，落得对弱势劳工“爱之适足以害之”的下场。虽然几十年来我已一讲再讲，但在这新局面开展的时刻，还是必须不惮其烦、老调重弹，因为这是“真理”。
不论是最低工资或是基本工资，在台湾都被认定为“最低或基本生活水准或需求”，而且不只是劳工本人，还包括其家属的生活要求。虽然存在谁来订定这个水准的大问题，但即便该水准可以订定并且获致全民共识，接着就得面对“谁来补足”低于此水准的差额？
就“工资”是业者支付的现实而言，应该就是业者支付。可是，业者只愿支付“市场工资”，也就是等于工人“贡献度”的工资水准，否则业者获利会减少，甚至亏本、关厂都有可能，所以业者当然不愿也没能力支付，或者就遣退这些劳工。
除非劳动市场是属于“独买”市场，业者才可能“剥削”劳工，可是我们不难发现，领取低薪的劳工是属于较无一技之长的体力劳工、童工、学徒、实习生等生产力最低的一群，亦即所谓的“边际劳工”，是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业者很难对其剥削。
如果政府果真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则他们的绝大多数将遭解雇的命运，原本考虑对他们加以训练的厂商也将打消这个念头。这也许能够淘汰一些效率低的边际厂商，但却会造成困扰的失业问题，在全球化下的台湾，这些人的处境更是不堪，进一步变成社会问题。
个人还是得重提过世不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ary Becker）教授早就斩钉截铁地说词：“‘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然而，就是因为最低工资早已演变成政治问题，政治人物或许自认高于“神通广大”，或是有其他考量，还是时不时的就要求政府强制性地提升最低工资。
1984年〈劳动基准法〉通过实施之后，更是几乎年年都有最低工资争议，主管机关也时常委托学术机构作客观性评估调升最低工资的影响。虽然在弱势边际劳工失业的冲击上似乎有较一致结果，但在其他层面的影响却有不同的实证结果，于是问题悬而未决。台湾的最低工资不只针对市场工资，还与劳保、外劳薪资等挂钩，问题更为复杂。
其实，就最低或基本工资的实质内涵是“最低生活水准”言，根本不应该冠以“工资”之名。而最低基本生活水准是典型的“社会福利”课题，理应由政府或全民共同负担才符合其原则，而非由企业承担，进而扭曲市场的有效运作。在此开始讨论制订“最低工资法”的时刻，正是还“最低工资”本色、将之正名的良机。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