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0日讯】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成立95周年建党日，与中共95年历史相伴随的，是95年来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同时，杀戮和迫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
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由于“战天斗地”的中共政权建立在无神论和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与尊天敬神的中华传统文化水火难容，天然对立。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思想为根本，中共因此执政后在中国三教齐灭，成立中共宗教协会，从内部摧毁宗教，把宗教变成中共统战和开展政治运动的工具。
中共在中华大地上从器物方面全面毁灭代表传统文化的一切东西。文革中，无数流传了千百年的文物被毁坏，在“破四旧”中，不知道有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
大量的名胜古迹被毁坏。比如，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除陵墓外，全部夷为平地；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在中共在器物层面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迫害和杀戮着中华民族几代的文化精英。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在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也是担负文化传承的主要部分；在民间和乡村，兴办私学、负责教育、宣扬教化等主要由地主和士绅承担，他们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力量。
政治运动中迫害文化精英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杀戮和迫害了几乎中国的全部文化精英。下边看看这些中华精英受到的苦难和屈辱。
1、被迫害的文化界精英
陈寅恪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文革时，陈寅恪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其学生刘节代替陈寅恪受批斗，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吴晗
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10月11日早晨、在狱中连流带吐1000多CC的血液而亡。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熊十力
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开山鼻祖、国学大师。文革时，他坚持在家中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和王阳明的座位，朝夕膜拜。他不断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抗议文革，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不满。他常常独自一人在街上跌跌撞撞，嘴里念叨着“中国文化亡了”。最后，他绝食而死。五十年代初期，熊十力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并上书毛要求传播旧学。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1968年5月23日上午死亡，终年84岁。
老舍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其作品有语言文字魅力，也有幽默讽刺。1950年回国，说新的创作生命开始了，但除应景文章，他再也写不出别的。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23日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侮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而被加挂“现行反革命”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北京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8月24日清晨，伤心之至的老舍独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也选择在此投湖。
翦伯赞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的父亲翦万效是晚清秀才，兼通数学，中华民国成立后受聘担任中学数学教师，被称为“翦几何”，还曾担任常德中学、常桃汉沅联合县立中学校长。文化大革命前，翦伯赞是历史学界历史主义派的主帅，研究了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因其所持的让步政策的观点与毛泽东观点相左，以及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1960年代后期即被批判。1968年11月18日，翦伯赞被释放回家。毛泽东指示，要把他当反面教员养起来。1968年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一起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
冯友兰
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他还被誉为“现代新儒家”。1966年“文革”开始，冯友兰被抄家关入“牛棚”，1968年离开“牛棚”。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出任四人帮掌握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后又着《论孔丘》一书，这些书文中，冯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19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一代儒学名家“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亦遭长时间关押审查。
丰子恺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其实在五十年代，丰子恺就遭遇冲击，例如有一次，有人画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住头羊，其它就会跟着走。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蹲牛棚时，红卫兵常逼迫他们用漫画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有一次丰子恺把自己画成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一圈圈烟雾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红卫兵说这时候还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结果他每画一张，都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
傅雷
著名翻译家。1966年，傅雷家遭红卫兵4天3夜的抄家，发现亲友寄存的箱子里有背后嵌有蒋介石像的旧镜、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被控为“窝藏反党罪证”。罚跪在地，戴高帽子批斗。不堪其辱的傅雷于9月3日凌晨写下遗书，嘱咐后事，将现款大半赠女佣周菊娣，其余支付房租水电，并预留53.30元火葬费。然后夫妻双双自尽。傅雷遗书中，向妻兄委托数事，摘录：“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但恐妨碍其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
俞平伯
15岁考入北大，国学文学无一不精，研究红学更是大家。这位大才子出身名门，一生天真，不识世故。文革时，他的罪名是“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红卫兵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研究红楼的反动权威”。他却只承认了“反动”，不承认“权威”，他说“我不是权威，我水准不够。”1954年，学术界掀起批判俞平伯的大幕，当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表明要支持李希凡和蓝翎的批判文章。
储安平
著名学者。国共内战时，储安平曾撰文批评国民党政府：“政府虽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1957年，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批评政府已成一党天下。此文震动朝野，导致毛泽东“几天没睡好”。随后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文革时遭摧残后失踪，至今未摘右派帽子储安平曾说：自由，对于过去的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多或少的问题；对于共产党毛泽东来说，则是有或无的问题。党天下事件后，储安平遭遇围攻，其长子也被迫在报上公开与之划清界限。1982年，统战部确认失踪16年的他已经死亡。1998年出版的《储安平文集》仍有诸多删减。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