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20日讯】1999年的夏天异常炎热，7月20日的中午，合肥被炎热的阳光炙烤，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树枝都没晒的无精打采，连平日聒噪的知了都偶尔有气无力的叫着，刚刚才工作一年的我走在滚烫的街道上，准备找一个有空调的小饭店吃饭。我看了看天，感觉有点象夏天暴雨的前兆，只等风起云涌，就会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
镇压的“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这段时间我的心里沉甸甸的，4.25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大上访之后，单位领导找到我，要求我不要参加法轮功的任何活动，不要再炼法轮功，而在这之前，单位已经做过法轮功学员名单登记。
我感到非常惊讶，拿出6月14日报纸题为“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并发表谈话”的文章，据理力争，我说文章上明明说：“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练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练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等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对各种正常的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我反问道，为什么不要炼法轮功呢？报纸说是谣言。单位领导叹了口气说，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还不懂。
现在想来，那时他们内部应该已经传达了迫害精神，只是不能对我直说摆了。因为在6月10日，中共非法组织“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也就是610办公室）已经成立。我所在的单位，作为省直属机关事业，应该已经接到了相关指令。在那时，“谣言”早已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只是我才刚刚接触这样的险恶。
树欲静而风不止
作为合肥地区的学员，大都是4.25当天下午才知道。当时4.23日我身边的学员打电话给在天津教育学院现场的合肥学员，问她在干什么。那位学员说她在天津有事，没有说当时她正在向《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反映情况。之后的4.25上访，那位学员也没说，我们是从其它渠道才得知。可事后江泽民诬陷说：“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还说”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真的是小人之心。如果有事前有消息，光合肥地区就会去几千人都不止，全国就更不知道会去多少学员了，又何止当时的一万多人呢。
从96年的“光明日报”事件开始，中共就在制造事端。从98年开始，我在炼功点就隔三差五的来一些“新学员”，这些人来了之后重点不是学功，他们关心谁是头呀、谁出钱呀这类问题。当让这些人在了解真相后，大多成了真正的法轮功学员。98年的5月一次集体炼功中，《新安晚报》的记者也问我类似的问题。大约在98年，《合肥晚报》刊登了一篇诬陷的文章，我和几位学员上报社去向他们介绍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报社的态度非常好，表示他们是转载，不了解情况，事后还刊发学员集体炼功的照片。
大约在99年，安徽电视台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员，也报导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的集体炼功情况。当时记者采访时我们就坐在图书馆的草坪上，当记者听到60多岁的教授因修炼法轮功不但病好了，在家里装修时，能扛一袋水泥一气上到六楼，记者直呼不可思议，说这么好的功法，应该大力宣传才对呀！
“暴风雨”来临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带空调的小饭店，不知是心中有事还是天气太热，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想起前几天一个经历过多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学员的话，说《人民日报》从6月份一连发表了五篇所谓的论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评论员文章，估计中共是要动手迫害我们了，要有思想准备。怎么准备，难道好人都不给做了，难道“真、善、忍”不对吗？会有这样倒行逆施的政府吗？
就在这时，我的BB机响了，是学员小李打来的，我结束了食不甘味的午饭，走出清凉的饭店。找到公共电话，回拨回去，“大热天的，找我什么事呀？”，“毕小俊被抓了，还有很多学员也被抓了，你快来。”，“什么？你在哪？”，“我在安医附院”，“你等着，我马上到”。我不顾着炎热，跑向自行车，飞快的蹬着，全然没有注意到汗水顺着下颌流淌下来。“暴风雨”就这样来了，用我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那个7月，我还不到21岁。
省政府上访
小李正在安医附院旁的公共电话焦急的打着电话，我站在旁边，得到的是更多学员被抓的消息。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些。这时知道毕小俊是被稻香村派出所抓走的。我们站在稻香村派出所，心中充满委屈和气愤。怎么会这样，不是刚说有炼功的自由吗？
整个下午和晚上，越来越多的学员被抓的消息传来，大家都心情沉重。向政府反映我们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释放被抓学员成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向合肥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释放被抓学员。
7月2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阜南路上的合肥市政府信访办，那时信访办还没开门，大家就在人行道上默默的等候。一上班，几位学员就进入合肥市政府信访办。没过一会，几位学员出来了，说合肥市政府信访办管不了这事，去省政府吧。
越来越多的学员赶了过来，大家顺着花园街，来到安徽省政府。大家就在人行道旁站立，就象4.25学员在中南海一样，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阻塞交通，有的只是站在那里，默默的等候。
几个学员走入传达室，反映学员的心声。其他学员就站在长江路省政府一侧，随着人越来越多，学员就依次排开。路人见了纷纷询问，“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共产党真是太坏了”，“唉，共产党又要搞运动了”，路人纷纷表达不平。
到北京去
整整一天，学员们都在默默站立，而我们已经决定要到北京去。因为当时没有钱，杨阿姨拿出三千元让我们去买到北京的车票。买完车票，晚上我到毕小俊家去问问情况，这时省政府门前开始了大抓捕，把在场学员又拉又打拽上几十辆大客车。正在说时，西市公安分局政保科就到毕小俊家非法抄家，我和李娟娟被限制在屋内。公安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肆意妄为，不短时间家里就狼藉一片，就如遭抢一般。
我心里着急，什么时候才能走，明天我还要到北京去。直到凌晨，我才被允许离开。匆忙跳上出租车，回到家里拿了一些东西。父母在睡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事，拿点东西”。“这么晚了，你要到哪去”，他们问。“没事，你们睡吧！”在父母疑惑的眼神中，我跳上出租车，走了。
得到师父的经文
7月22日上午，我和小李、大何乘上火车，在蚌埠转车时，正是下午。看到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其它的广播、电视、报纸纷纷跟进。我们心情非常沉重，为什么善良的人们在中国这篇土地上如此多灾多难。
为了避开盘查，我们买了一瓶白酒，把酒洒在身上，因为法轮功学员是不喝酒的。7月23日，到达北京站，下车一看报纸全是诬陷的内容，街上到处都是警车和警察。天气更是热的令人窒息。我们住进一家饭店，店主估计看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对我们说：共产党太坏了，六四杀学生，用地铁运了一天的学生的尸体到八宝山，现在又来镇压法轮功。我们这还好，别家店都要你骂法轮功才让你住店。你们逛逛就回去吧。
那时我们连中办国办信访局在哪也不知道，就想找学员，看看怎么办。在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警车。有天早晨，我们在地坛公园，看见几个人像学员，过去一问，是来自长春的学员，他们给了师父的《我的一点声明》我们，说学员都往府右街那边去了，都被用大客车送到丰台和石景山的体育场非法关押。得到了经文，我们决定送回合肥，让更多的学员看到。
再去北京上访
回到合肥，单位领导说合肥政保处的警察正在找我，在单位的会议室，警察威胁我不再去北京，否则就要拘留我。单位要同事、家人监视我，假期必须由家人接回。各式造假宣传铺天盖地，新闻联播每天长达一个多小时，看见的、听见的到处都是触目的谎言、欺世的谣言，每一天都象每一年那样的漫长、难熬，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得年轻的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
越来越多的学员走向北京去向政府讲清真象，越来越多的学员被关进拘留所，作为从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一员，就要大声的说出事实真相。99年12月，我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在列车上，我看到不约而同去北京的合肥学员，有几十名之多。大家没有相约，却有着共同的心愿；没有组织，却都有善良的真诚，为的就是让世人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善。
在北京的那些天，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员们，从广东到内蒙，从山东到湖南，大江南北，都抱着同一个目标来到北京，走向天安门，就是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明白真理的人们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当时北京有上百万的学员，来了之后经过短暂的停留，大家就走向天安门，用自己的心声、热血乃至生命喊出“法轮大法好”。当时在北京如果租房给法轮功学员，是要被巨额罚款的，可善良的北京民众依然毫不犹豫的租房给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房东看到房子里住满了人，什么都没说，只叮嘱一句，晚上公安来查，从外面反锁上，不要理他们。另一个房东因为租房给学员被罚了6,000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把房子再次租给学员，而且说：“我敬佩你们”。
学员们面对着酷刑、关押，依然前仆后继，无惧无悔，为的就是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有一次从广东一次来了几百名学员，在北京站就被非法抓了一大半，剩下的学员没有半点恐惧，堂堂正正走向天安门广场。
冬季的北京，寒风凛冽，冰冻入骨。我看见父母带着孩子，官员放下官位，警察穿着警服，就在漫天的飞雪中走向天安门广场；我看见来自山东梁山的几十位农民学员，手拿编织袋，里面装着红薯，那就是他们的口粮，他们就想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好人”；我看见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的横幅映衬丹心片片，天地动容。
在非法押送我回合肥的火车上，我看见火车外青青的麦苗穿破冰雪的覆盖，在严寒中，摇曳着令人心动的绿色，召唤着春天的到来。那明白真理的人们，那真心向善的人们，不正如那青青的麦苗，用春意融化冰雪，用正念瓦解邪恶，用慈悲觉悟世人。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