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纪育沣先生，中国著名化学家，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为报效祖国，于1928年返回中国，长期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任教和从事有机药物化学研究工作。
放弃离京：轻信中共承诺
1949年，中共窃夺北平，作为钻学问的一介书呆子，爸爸舍不得丢弃他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书籍和资料(他的书籍，在北平研究院开了一个小图书馆)，又天真以为“谁来当皇帝都不会影响”他的科研工作，于是拒绝了国民政府提供、从中共控北平东单机场(当时，傅作义已经宣布投降，北平空城3天，允许拒绝同共产党合作的国府人员，从东单临时机场搭机离开)全家飞台湾的机票。
很快，恽代英的弟弟恽子强(后来的科学院学部主任)出现在我家，要求爸爸帮忙接管北平研究院。因为进城的中共党员对科学研究机构、设备乃至文件档案一窍不通，恽子强表现得诚惶诚恐，千求百求，邀请我爸爸助中共进入科学界，并且承诺，一旦共产党接管就绪，就让我爸爸专心从事他的药物化学科研工作。
1953年，中共成立了科学院，给了爸爸一个数理化学部委员的头衔，工资加车马费每月500人民币(当时一般工人工资每月18元到30元)，但他所期望的实验室却永久性关闭了！他的助理研究员也被强制调走。
爸爸只好在家里默默看书写笔记，嘴里嘟囔着“中共杀人不用刀，一个科学研究人员的实验室被抢走了，比用刀杀了他还狠”。恽子强及他以后的历届负责联络家父的人，每月都会派小喽啰送工资到家，一直到爸爸1982年去世，算是中共对其言而无信的代价。
沦为花瓶：研究著作搁浅
共产党的如意算盘是，养着纪育沣好当花瓶。于是，科学出版社奉命找上门来，要爸爸写“专著”，爸爸正好在写科研笔记，欣然接受。谁知，辛辛苦苦一年多，厚厚的样本已经印出来了，科学出版社的几个白痴编辑找上了门，说是书中列举的研究数字和案例不附合共产党的规定，强制要求改稿，否则不能出版。爸爸问他们：“是你写书还是我写书，书中的一个字也不能改。”经过几次争执之后，爸爸把稿费退给了这帮小共产党，所谓的“专著”就此搁浅。
1955年，共产党愚民报刊大吹，说是“世界首创、人工合成了胰岛素”。接着，科学院送来了飞机票，接父亲去上海开会，要爸爸为共产党“人工合成了胰岛素”背书。
爸爸从上海回来气愤地说：“我根本没进实验室，更没看到合成过程，而且我也不相信真的人工合成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怎么能为他们背书；那高级宾馆加飞机往返，算我去上海旅游、散心，恽子强们真又白费心思了”。
惨淡度日：迁居且被监控
1955年后，我们家的厄运开始了。共产党学部把我们家迁出了钱三强、纪育沣、陈尚义、顾功序、王序等七名高级研究员共住的北平大佛寺取灯胡同王府，发配到了朝内南小街43号的大杂院。
那里，街道居委会特务极端邪恶，他控制我们家请的保姆，每天向他汇报家里的吃喝拉撒睡，试图从中找出迫害父亲的借口。妈妈一气之下辞丢了保姆，从此自己操持家务、照顾父亲直到父亲去世。
爸爸几十年不变的牛奶也被共产党居委会断掉，说是大家“一律平等”，爸爸必须排队申请一周两到三次的半磅瓶装鲜奶。无奈之下，爸爸每天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拄著文明棍(这是爸爸回国后几十年一贯的装束)，到对街小铺去买豆浆、油条。那帮人跟在爸爸后面做鬼脸、大呼小叫：“特务来啦！特务来啦！”
大杂院里藏着一名“北京日报”记者黎先耀，我们家从来不同鱼龙混杂的周边邻居打交道，因此根本不知道大杂院中有这么一个制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刀笔棍。
一天，正在上高三的我，突然遭到同学围攻，说是北京日报报导：“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纪晓峰毒打保姆，其父纪育沣纵容儿子行凶。”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各中学里展开了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可把我这个初入社会、一心只知道上学苦读的青年吓懵了，只好一次次按共产党要求“低头认罪”，生怕升大学时因此被共产党除名。
其实，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共产党记者捏造的那样。我自己有一个书房，我的东西都整理得有条有理，每天回家我就钻在自己房间里读书。那天，我走进书房，发现我的东西被搜查过、全都搞乱了，我就叫来保姆询问，她撒谎说是替我打扫卫生。
我责问她：“我告诉过你，我自己会打扫卫生，为什么还要进我房间？”随后，我请她离开，她发疯似地要找我评理；我不想同她吵，推她出了书房，狠狠地把门关上了。流氓记者黎先耀，就是从这里编造出了一个共产党愚奴煽情需要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故事。
受尽屈辱：遭街道居委会恶整
街道居委会比共产党所谓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还要坏得流脓。大约是1964年，共产党正在搞打击大片国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1962年走出共产党监狱，军事工程学院承诺我再次参加高考、重新上大学，可街道上的特务背后作祟，在我的档案中写了些不知什么恶毒的东西。
当时北大校长周培源告诉我爸：“你儿子重考大学是枉然，考卷没到评分老师手中，早就被抽掉销毁了。”当时年轻气盛、仍然相信共产党不会作弊的我，怒气冲冲、冲进了街道居委会头头家，眼前霍然发现，妹妹穿着短裤同他躺在昏暗肮脏的大炕上。街道居委会成员骗奸中国知名化学教授的女儿被曝光，共产党愚奴喉舌、乃至共产党科学院学部竟然没有半点表示，我父亲实在吞不下这口气，毅然把我妹妹逐出家门，到死也不想看到她。
我不能再次进入大学，爸爸在北京中廊下给我买了个小四合院，四间小房加浴室厨房，算是我关门自修的世外桃源。然而，共产党的打砸抢“文化革命”来了，小四合院又被街道小脚特务砸烂、抢走，说那是“资产阶级”窝，而我被勒令立即“滚出北京”。
随后，共产党的党卫军(所谓红卫兵)，冲进了爸爸在什坊院胡同的家，把他捆起来吊打，逼迫他交出他的“扎帽右派儿子”。爸爸根本不知道我流落何方，只好一次次遭皮鞭抽打，眼睁睁看着仅有的几两黄金棺材本、连同他小心保存的黄金试剂被洗劫一空。
最可恶的是，爸爸挂在墙上当宝贝的耶鲁大学博士文凭、洛克菲勒奖金证书、导师约翰逊遗像，全都踹烂、付之一炬。
爸爸的导师约翰逊，是爸爸的大恩人，对他的一生意义重大。他当时在美国耶鲁读书，成绩特别杰出，可惜得了三期肺病。约翰逊喜欢会读书的学生，爸爸奄奄一息之下，是导师约翰逊掏钱给他治好了病，而且让他在医院中完成了博士学位考试。1953年，导师约翰逊去世，导师夫人专门寄来了导师遗像，供爸爸永远缅怀。
文革结束后，我去找共产党北京房管局要被抢占的房子，几经周折，才给了我三千元；而且还告诉我，这是对我们“专家家庭”的照顾，一般北京市民，一毛钱都得不到，还得替那些抢占私产的“房客”维修住房。
忍辱负重：遭受不平等待遇
文革迫害并没有结束，爸爸事后告诉我，他的500元工资变成了18元，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必须靠妈妈的55元工资养活；他还必须每天到东郊的北京化学试剂厂扫大门。爸爸说，冬天零下十几度、寒风刺骨，他必须提前一小时站在场门口拿着大柳条扫帚扫地，来上班的人为向共产党打进步，人人朝他吐吐沫、骂一些难听的脏话。
爸爸遭到的人格羞辱，实在是常人难以想像，可爸爸为了不再受皮肉之苦，只好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般忍气吞声，任共产党凌辱。说起北京化学试剂厂，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55年我家被搬迁到什坊院胡同同时发生的事。
共产党科学院学部不想再继续背负爸爸这个在家写笔记、拿干薪的花瓶了，因为说起来，共产党对待国际知名化学家的“名声”实在不好听。
恽子强把爸爸的“组织关系”，一脚踢给了北京东郊的一个小化工厂，美其名曰“北京化学试剂厂”﹔爸爸由此得到一个新头衔：北京试剂研究所所长。那里，既无研究人员，更无实验室和试验设备，有的只是一群一窍不通、每天混吃护党的所谓“中专毕业生”﹔共产党宣称发挥“专家余热”，让爸爸整天对驴弹琴。
于是，这帮“中专生”天天在实验室里瞎折腾，还围着爸爸吵事，骂他“内斗”专家。爸爸非常生气，一次回家来说：“什么中专毕业生，连硫酸稀释这样简单的试剂操作都不懂，要不是我一把夺下烧瓶，险些酿成大祸”。
至于“试剂所”的共产党书记伍国华，更是自以为他能“领导”专家，不许爸爸自己设定研究课题，得听他安排，以致一个“试剂所”究竟研究什么，多年吵不出结果。
爸爸算是看透了共产党，他们根本不想搞什么科学研究，不值得跟这帮家伙磨舌头、贬低自己，于是两袖一甩、回家看美国化学会学报去了。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化工厂的无赖们以为机会来了，就把爸爸当“白专”狠狠地斗，让爸爸吃尽这个世界上他从没有见识过的共产党法西斯地狱灾难。(待续)
责任编辑：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