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都庞萌渚也落泪,富江河水更悲咽

——骇人听闻的1968年广西富川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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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7月23日讯】引言

富川瑶族自治县(下称富川)位于广西东北部边缘,它的北面与湖南的江永县相邻,东面是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西靠恭城瑶族自治县,南接钟山县。该县素有“山国”之称,四面环山,西为都庞岭余脉之西岭山,东南部为萌渚岭余脉天堂岭诸山,东与姑婆山系相接。境内最高峰为北卡顶,海拔1857米。山岭相连,几个小平原及丘陵分布其间,富江自北而南流过县城富阳,构成了千姿百态尉为壮丽的自然景观,是一块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山水宝地。

据史料记载,富川县一名始于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乞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唐、宋、元时属贺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后至清代属平乐府,民国初属桂林道,后改归平乐行政督察区及平乐专署,至1983年8月撤销富川县,成立富川瑶族自治县(下称富川)。

县内居民以瑶族、汉族为主体,瑶族约占48%。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富川的先民就在这里耕作营生,自古至今境内居民都能和睦相处,过着勤劳、勇敢、智慧、朴实的生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笔者年青时就曾到过富川朝东岩鹰咀山区从事过地质勘探工作,这里秀丽的山川美景,勤劳朴实的瑶、汉山民,至今仍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这块多山之地的土地上,自古以来虽多次历经改朝换代争权夺利之内斗,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甚或是反抗外敌入侵之抗战,但随意乱杀人之事是极为罕见的;即惑有凶杀案件发生,无论在何朝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训,杀人凶手都会被惩处的,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这里与广西其它地方一样,却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一个面积不大(1540平方千米)的小县,当年的人口仅十多万人,据官方在1980年代“文革处遗”时的统计,就有近三百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极端残忍,枪杀、棒杀、石头砸死、用刀捅死……等等无其不有,更有把被害者人头割下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令人惨不忍睹。所有这些,当时还美名其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专政”,是“保卫红色政权”的“革命行动”,使杀人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不但长期逍遥法外不受法律惩处,反倒被视为“保卫红色政权”的有功之臣而受到提升、重用,而受难者则长期背上“反革命”、“坏人”的罪名,遗属也长期被压在最底层,这还是一个人类生活的正常社会么?

而今大屠杀事件过去48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当年,许多事情是特别值得当今的人们回顾、总结和深入反思的。

一、“文革”运动在富川的兴起和发展演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称《5·16通知》),宣布撤绡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下称“文革运动”)。从此,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先导,紧接着批判《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批判“封资修”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俗称“四家店”)的斗争全面展开,一时间全国上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报刊上大块的批判文章不断涌现。从此,在神州大地上,震惊世界的“政治大爆炸”——“文革运动”全面爆发了。

富川的“文革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展起来的。那时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指示,一个档,毛的一句话,全国都会地动山摇,上下都要紧跟照办。1966年6月7日,富川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6月底全县的“文革运动”全面展开。

此时的运动仅是在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开展,主要是学习报刊上的社论和批判文章,对《海瑞罢官》、“三家村”、“四家店”、及旧北京市委的问题写大字报,召开批判会,声讨会之类的;其后是暑假期间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学习,批判有问题的学校领导人及少数教师。到了1966年新学年的开始,全县学校停课搞运动,中学师生开始外出串连,外地也有学生到本县串连的,县里也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所有这些,与全国其它县的情况是大致相似的。

1967年1月发生了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使“文革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受其影响,富川的群众组织也于2月7日成立“夺权筹备委员会”,同时夺了县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县的“革命委员会”。其后受南宁的影响,4月以后,南宁出现了打倒韦国清的“四二二”派和支持韦国淸的“联指”派,两派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并影响到全广西也相应出现了这两派之斗争。“联指”派在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的支持下,都处于优势,“四二二”派都处在受打压的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富川中学的“星火燎源”战斗队也与其它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18日成立富川“四二二”造反大军,支援桂林“老多”和南宁的“四二二”派。至此,富川也出现了“四二二”派与“联指”派两派之斗争。

时至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达成大联合协议,停止武斗,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心改正错误,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认错。中央同时发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以韦国清为组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的“文革”运动。这对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广西来说,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处在受打压状态的“四二二”一派的人来说,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静的安定生活,不再受打压了,他们的内心是多么高兴啊!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广西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停止武斗,韦国清和广西军区交出检讨,“区革筹”的成立,形势不但未能变好,反倒越来越糟。“四二二”一派的人们那里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一场血雨腥风、惨无人道的屠杀。

--原载《公民议报》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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