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中共智库对印度崛起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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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7月04日讯】多年前在宾州费城的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教书时,有个印度同事要辞职。系里十几个教授中有四个印度人,一个韩国人,加上我一个华裔。一天,那位印度教授说他要回印度,因为有个好机会,还有,他很担心孩子的教育,美国校园的暴力和毒品,他都很不满。那工作确实不错;哈佛商学院有个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管理的案例,世界上许多商学院都用。出版社要开发印度市场,同事回印度,就是去主持在印度的新据点。

大家对他的决定感到惋惜,但也可以理解,三位印度裔教授更是非常支持。美国学术界有许多印裔学者,数量远超华裔。坊间有很多讨论华裔和印度裔在美国科技界、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对比,其实不是太可比,在笔者看来也比不了,华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了两年,仁兄说要回来。系里还开过会,讨论该不该接受他,最后结论是,人家走时好说好商量,过河不拆桥,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他又回来了,恢复原职,就是说他要申请终身职的话,印度的两年可以不算,但美国的要求不会放松。后来我问他印度怎么样,他说还是蛮喜欢的,就是收入不如美国,但他担忧的那些美国社会现象,还是个问题。来美国很久才意识到,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和正常世界的人对印度的看法,大相径庭。

从报导看,中国旅美学人回国的要少得多;几个回去的都受到礼遇,也都升了官。其实,“学而优则仕”在古代无疑是有价值的,在今天则是完全的浪费,是官本位对学术的侵害。这些升了官的学者心中的无奈,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得出来。中共有意用高官厚禄去引诱海外学人,但这恰恰是学人不愿回国的原因。海外学人可能有些愿意回国当官,但他们肯定都不愿意的,也是在美国绝对没有的,就是官员对学术的箝制。最近中共一位御用文人对印度的偏见,也说明同样的问题。

中共一位“智库”人士撰文说,印度“渴望汲取中国崛起的经验”。但细读他的分析,除了对“印度崛起”这个眼下学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印度GDP增速超过中国感到酸溜溜之外,他对印度的分析充满了偏见。作为智库,这对中共领导层来说是没有尽职,是瞎参乱谋;对百姓则是欺骗和误导。御用“智库”对外部世界带偏见的研究、错误的解读和对大众的误导,实际上对整个社会非常有害。

对西方媒体“印度超中国、成全球增长火车头”、“印度是全球经济低迷中的曙光”等标题,中共高参的反应是人类最坏的本性——嫉妒。他担心这些“不确切的观点”会在中国传播,会对中国百姓的“国民自信心造成影响”。这完全是庸人自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时,别的国家也没有嫉妒,而是纷纷参与;并且,这些分一杯羹的心态,还被中共极大的利用了。花无百日红,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商家大可去印度投资、去印度分一杯羹。嫉妒心态下高参所做的,也是人类最不好的习性,他跑到孟买的街头“调研”,把从孟买贫民窟里发现的东西像宝贝一样介绍给了国人。

没错儿,印度孟买新机场出来不远,凹凸不平的高速路两旁就是破烂不堪的平房。但印度人没有掩饰他们这些黑暗。中国呢,中共在展示亮丽的建设成就之外,敢像印度一样把自己国家最丑陋、最贫困的一面展现给世人吗?就是因为中共在掩盖和欺骗,就可以认为国际社会不知道中国的贫富分化、贫民窟和破烂不堪的平房吗?

中共高参带着偏见得到的印度民众的话,虽然其用意是抹黑印度,却反映了印度的自由和公正。印度人说,“这块小土地我们占了两年,现在就是我们私有财产了”;“政府不敢拆,否则,要么给我们孟买的地价钱,要么就围攻他们”;“官员需要我们选票,会给我们一些钱”。中国人听懂了吗?这就是在自由的土地上、 拥有私有产权的人们,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们,敢说的话!中国人即使是亿万富翁,哪个敢对中共说这样的话?!

还有一位印度百姓说,“高种姓人做他们的事,我们做我们的。”说得太好了!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一番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歌)这真让人感到可喜可悲。可喜的是,今天印度人所说,是中国古老的格言;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没有尧舜时人们就享有的自由!

除了攻击印度的财产私有,中共高参还攻击印度的政治民主,说私有制和民主导致犯罪、卖淫、吸毒、污染和腐败。真是岂有此理,中共的腐败、中国的污染、中共官员的淫乱,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印度论坛上,印度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辛格上将多次讲“向东看”的重要性,强调与邻居“互惠互利”。中共官员呢,有提到过“向西看”吗?强调过与邻居“互惠互利”吗?还是拼命支持巴基斯坦、给印度暗中捣乱?中国和印度政府和民间人士的姿态,谦卑和虚心的态度,诚恳和善良的观点,难道没有区别吗?

诚然,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穷国。如果问印度人,可以把经济搞上去,但你们的自由要被剥夺,环境要被污染,信仰、宗教、迁徙、舆论等自由都会没了,你们愿意吗?印度人肯定不愿意。所以,中共智库的专家把中国自己的观念,专制和独裁的观念,邪恶的共产主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套在印度人民、套在自由社会的头上,是完全荒谬的。

对正常国家来说,经济好,领导人会得分,经济不好,领导人也可能下台。但经济不管好不好,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公正,总是第一位的。中国人喜欢只要经济发展,不要社会公正吗?显然不是,老祖宗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即使在中国,中共以前也不是一直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是出现过“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防为纲”等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优先政策。当今中国,在中共领导人心里,“维稳”才是最高目标,经济已经不是了。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电力短缺,港口阻塞,铁路运力不足,公路状况很糟。但三十年前的中国,不也是那样吗?中国可以变,为什么印度就不能变?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变化是以牺牲了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所以中国人可能钱包鼓了,但没有赢得世界的尊重。印度人的钱包可能明天才鼓起来,但印度的自由、开放和民主实践,却没有丧失,他们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的。 ◇

责任编辑:刘菁

本文转自486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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