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17日讯】 近日，有消息称，中共教育部出台了《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一规划“要求各地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在教育领域违法、犯罪现象频现的今日中国，这一规划似乎可理解为，实施教育与接受教育的对像越来越多的被曝出不合法的极端行为，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根本不懂法，因此需要加强对法律的认知与学习。虽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规划》中所拟定的那些细则真的是在“对症下药”，并会行之有效吗？
比如说，要求“在教育部门、学校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保障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法治教育纳入教育部门公务员(课程)培训总体规”，“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还有针对学生的，即“中小学要配备1至2名专任或兼任法治教育课教师”。
可见，教育部门将被普法的对像分成了两类，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也就是说，原本那些担任着教育重责的国家公职人员以及被视为“学识与道德典范”的教师，尽管懂得教育别人，但实际上不过是些法盲或者并不怎么守法的人。否则，为何要等到今时今日，才如此从严要求。另外，法律顾问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用来保障机构或企业的经营行为，然而教育机构和学校本就不是以经营为生的，那么“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至于说师生的权利，在这样一个连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都饱受诟病的国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而值得一提的，却是那个给中小学生配备法制教育课教师的“建言”。说起来，中国的中小学生都被安排了所谓的“思想品德课”。既然名曰“品德”，这门课就应该能起到对孩子进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然已经接受了多年的道德教化，通情达理、品行端正的孩子又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校园暴力”事件中呢？难道说，道德不行了，如今却需要法律来予以震慑？用关押、刑囚的暴力手段，就能唬住这些已经身处在暴力中的孩子？显然，这种办法是本末倒置的。
与其说是道德不行了，倒不如说是近半个世纪的中国，除了历经暴力斗争之外，根本就从未好好的对国民、尤其是对孩子进行过真正的道德教育。而那个暴力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暴行教育”。有专业的研究证实，目睹或经历过暴行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成为施暴者。也就是说，任何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影响对孩子来说，都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暴力斗争中以及在经历过暴力斗争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这种被笼罩的暴力气氛中，即便从书本上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很难应用在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一旦用了，就会被那些已接受了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这一观念的长辈及同学视为“傻子”，甚至挨揍的可能性会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些所谓的品德书里，真正有关道德教化的内容其实不多，而为政治服务的宣传色彩却尤为浓烈。比如说，某小学的思想品德书里，居然有污蔑、仇视坚守信仰的法轮功群体的内容。对于尚不知信仰为何物、政治为何物的孩子来说，这种先入为主、且根本就与事实相违背的灌输，非但对道德教化无益，更是“毁人不倦”。
说到信仰，就不得不提及宪法中早已明文规定的“信仰自由”。这本身就是上至官方、下至国民都需要深刻了解的法律常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所有在法律中体现出的“自由”原则，都与宗教精神一脉相承、与道德内涵息息相关。不知在未来即将设置的“法治教育课”中，是否将会摄入这样的内容？在这片“信仰与言论自由”不断遭到公权力践踏的土地上，让孩子了解或许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最重要的，却是如何让他们能在未来践行这样的自由价值。
长久以来，过于重视对孩子的管制，不知是否算符合法治精神?事实上，处于被管制的弱势地位的孩子常常并不懂得该怎样保护自己。而中国以往出台的一些恶法，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加重了对孩子的身心伤害。比如将“强奸幼女罪”改为“嫖宿幼女罪”，其目地不是为了保护孩子，而是旨在庇护那些对弱小生命施以暴行的公职人员及学校教职人员，让他们顺理成章的逃脱法律的制裁。
我们不禁要问，相比要求中小学生知法、懂法，那些对其施暴的教育人士，看起来道貌岸然、为人师表，实际上却干着天理、律法不容的罪恶勾当的教育者们，是否更应该好好研读法律、以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终将发现，他们的违法、犯罪或并不是由于不懂法，而是知法犯法，甚至伙同立法者制定恶法。究其原因不过在于，中国的公权力向来保护的都不是弱小的受害者，而是体制中位高权重的人。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