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19日讯】每年的10月30日是俄罗斯“悼念政治镇压牺牲者日”。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两项总统令，决定在莫斯科建立国家级“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碑，设立国家奖金以奖励“护权运动”及慈善活动中的杰出成就。这意味着俄罗斯重新审视“大清洗”或“政治镇压”历史的新开端。
苏联“大清洗”运动又称“肃反运动”，从1934年底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自斯大林溘然去世、赫鲁晓夫剑拔弩张地揭露其“罪行”之后，“大清洗”便成为世界性话题，它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历史变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而且使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围绕着这个问题，党派分裂、立场相向、意识形态对垒，甚至个人恩怨频起。苏联解体后，斯大林时期包括“大清洗”的部分秘密档案被逐渐解密，一些触目惊心的历史瞬间和细节让俄罗斯舆论火山般地喷发出来。于是，围绕“大清洗”的争论，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去斯大林化”发展成了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目的是为“大清洗”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和恢复名誉的运动。
“大清洗”：俄罗斯之殇
当年的苏联人和如今的俄罗斯人是“大清洗”的直接受害者，对“大清洗”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对他们来说，“大清洗”的恶果超越党派、意识形态和理论论争，是他们心灵的伤痛，是灵魂在强权下的扭曲，是世代的苦难心路历程。我不想重复那些有争议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具体数字，因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大清洗”消灭的不仅是个体，而且是与这些个体血脉相通、感情相系的家庭和社会，而这是无法统计的庞大群体，是能让社会复兴、强大，也能使社会崩溃、瓦解的力量。
“大清洗”包括枪决与流放集中营、服苦役、监禁和终身受监控等政治、行政、社会、经济和道德舆论等一系列惩罚措施，是以安全机构的秘密行动、罗织罪名等非法手段实施的。“大清洗”的受害者是被当权者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民之敌”、“祖国的叛徒”。多少年来，伤痛不能消除、扭曲不能正形、苦难历程不能终结，于是积郁于心，愤懑、痛恨及“不同政见”就愈加强烈，“大清洗”终究发展成苏联人、俄罗斯人之殇，乃至国家和民族之殇。
所以，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罪行的举措尽管被苏联的部分当权者视为“反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视为“修正主义”，但苏联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尚存的“大清洗”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却举双手赞成，他们拥护清算“大清洗”的罪行和消除其严重后果，而这些人并不是少数。从这时起，苏联就开始了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的复杂而艰辛的历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诉求就发展成了一场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同时倡导的运动。
平反：从“大清洗”到“政治镇压”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为“大清洗”受害者恢复名誉的运动进入全新阶段。就国家层面而言，这一运动被看成是稳定社会、防止国家衰落的重大措施，希望将社会组织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的工作纳入国家轨道。1991年10月18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命令。这份命令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用“政治镇压牺牲者”的概念代替“’大清洗’牺牲者”。这似乎表明平反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大清洗”受害者，凡在斯大林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都应该予以平反。二是，被镇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和参与“政治镇压”的人员以及非政治犯不得平反。从此时起直到2004年，提出平反要求的有97万之多，而最后得到平反的有63万人。1991年，俄罗斯正式把10月30日定为“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日”。
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继续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重点放在平反上，不追究造成“政治镇压”的人的责任；二是，只是平反，不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三是，要不忘“政治镇压”及其严重后果，但不全面否定苏联时期的政治，尤其不能否定斯大林对使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特别是对取得卫国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因此，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的平反工作具有双重性：一定要记住“政治镇压”的历史教训，不允许对“大清洗”、“政治镇压”进行辩护；同时，决不能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
然而，将平反工作全部纳入国家轨道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在政府推进平反工作的同时，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为“大清洗”受害者平反的组织“护权运动”。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与政府的措施相左。首先，对于“政治镇压”的范围有不同解释。他们认为，“大清洗”或者“政治镇压”的时间应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至斯大林去世（1953年），有的甚至把大饥荒、瘟疫、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也归并其中。其次，对“大清洗”或“政治镇压”的起因有分歧。他们认为这些灾难是斯大林“集权统治”的后果。第三，他们认为“大清洗”或“政治镇压”是斯大林“实施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的关键”。有鉴于此，这些社会组织最后的诉求是全部否定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和执政的“集权”手段。
“护权运动”致力于两项工作。一是伸张正义和恢复名誉，尽一切可能查找被镇压者名单，并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每年10月30日的“悼念政治镇压牺牲者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集会上宣读他们查找到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名字、简历及其被镇压的经过，地点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原捷尔任斯基广场）、圣彼得堡的圣三一广场等。二是在各地树立“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最著名的是圣彼得堡涅瓦河边的兽身人面纪念碑，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建有用运自苏联时期位于索洛维茨岛集中营的巨石建造的纪念碑。他们的更高目标是要求政府建立一座国家级的“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碑，要当权者从国家角度承认“大清洗”或“政治镇压“是罪行，以此向人民请罪。
对于这样的要求，普京政府曾一直不予认可。从深层次上来说，给“政治镇压”牺牲者恢复名誉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平反就必须追究实施者的责任，而当年的实施者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二是平反可能导致对造成这种现实的体制的领导人追究责任和在这个体制下运行的国家的否定；三是，“护权运动“对于国家级纪念碑名称的提法，比如“共产主义牺牲者纪念碑”、“集权主义牺牲者纪念碑”等很刺耳。所以，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淡化和冷落这些活动和组织，而对于比较强硬的“护权运动”组织就时不时地以“该组织接收西方的金钱和唆使”等为由敲打一番。
但是，俄罗斯社会的稳定毕竟是国家当今发展的关键，而由于历史原因“护权运动”的活动是一种不稳定并随时有可能强化的因素。于是，从2007年起，政府与“护权运动”的关系悄悄发生了变化。莫斯科近郊的布托夫斯克纪念建筑群是当年埋葬大规模“政治镇压”牺牲者的地方。2007年10月，普京到此参观后向记者发表了对“大清洗”的看法：“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被消灭和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和被折磨致死。……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悲剧。”他还说：“数百万人成为’大清洗’、集中营和饥荒的牺牲品。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曾发生过更可怕的事。”普京的这段话再次证实了“大清洗”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同时也流露出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左右尴尬。
“悼念墙”：“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碑”
俄罗斯为被“政治镇压”者恢复名誉的工作逐渐发生着变化。索尔仁尼琴描写集中营悲惨情景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纳入中学的教学大纲，2009年秋季新学年开始时，他的《古拉格群岛》成为中学高年级文学课的必修教材。同年10月30日“悼念政治镇压牺牲者日”，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了“绝不应该为政治镇压辩护”的讲话。他说：“我确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它的任何成就、自尊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什么都不可能比人的生命更有价。所以，镇压不容辩护。”
鉴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普京也逐渐改变了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与决策，开始想办法欲将“护权运动”纳入国家轨道，于是将政府与“护权运动”的协调和寻找平反工作的共同点提到了重要位置。2010年12月，普京在电视直播中回答俄罗斯著名的摩托车手俱乐部“夜狼”领导人的提问时称：“谁对苏联的解体不感到惋惜，谁就没心没肺。而谁想重建原样的苏联，那谁就没有头脑。”他强调：“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不会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而事实上，从2013年年底，普京开始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政府与“护权运动”的关系问题。一是更加宽容地对待各种社会组织，改变与这些组织相向而立的绝对状态，并进行必要的对话。二是在诸如建造国家级纪念碑等问题上有所让步，成立了纪念碑方案征集和评选委员会，并吸纳了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古拉格博物馆、《新报》、捍卫公开性基金会、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加评委会。三是计划对设计和建造全国性的纪念碑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奖励。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日趋紧张以及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稳定问题上升到了首位并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俄罗斯政府在制定20年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永久纪念政治镇压牺牲者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政权机构要和社会组织建立积极的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2015年8月18日，在《关于确定永久纪念政治镇压牺牲者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的法令中，为建立这种积极关系确定了几项工作：创造条件，保证能自由利用与“政治镇压”有关的档案文件和其他资料，保证与“政治镇压”有关的设施对公众开放，举行展览和大小型研讨会、编写教材、建立材料基地等措施。针对“护权运动”不断提出要建立一座国家级纪念碑的诉求，普京曾明确表示：“当然，应该这么做”，并不断过问立碑工作的进展情况。目前，纪念碑征集和评选委员会收到了330多份设计方案，绝大多数方案都强调了“政治镇压”的残酷性、非人道性，那种把“大清洗”或者“政治镇压”比喻为“绞肉机”的思路既典型又普遍。委员会最后选中了三份设计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着重于人的苦难、不可抗拒的死亡命运和十字架上的永生。而普京最后选中了“悼念墙”的设计方案。
这个事实无疑将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首先，面对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制裁、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权力机构与“护权运动”等社会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与协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应的范围内稳定了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至少部分地将“护权运动”纳入了国家的轨道。普京所坚持的“镇压不容辩护”、但“一个统一的大国不容再瓦解”的决策，在“护权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中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其次是，“护权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局及普京本人做出了让步。他们对两份总统令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也许就是一种证明。正如一名护权人士所写的：“在当今的俄罗斯，对于’大清洗’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最有份量的是：否定它存在的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应该完全尊重相互保留意见的权利。”
但是，俄罗斯目前的这种理智究竟能维持多久、起多大作用，现在还很难说。“护权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除了为“大清洗”受害者恢复名誉外，还有一系列与当今政府以及普京本人相向而立的言论和行动，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普京也有自己的20年国家发展规划，关键是他们之间能否再找到一些共同点。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