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20日讯】“贫瘠得无可救药”，“过度放牧后草木凋零”，“被灰尘、烟霾笼罩的荒地”……这是一个世纪前，人们对百废待兴的堪培拉最直观的印象。那时的人们估计想像不到，100年以后，堪培拉会以“花园城市”的美名享誉全球。
作为一个外乡人，初来乍到时我对堪培拉的自然环境就赞不绝口。那么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堪培拉人是如何从一片荒芜中建设出“花园城市”的呢？
19世纪20年代，欧洲殖民入侵严重破坏了堪培拉的林木植被和土壤，野兔过量繁殖，导致当时堪培拉放眼望去尽是光秃秃的丘陵，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直到20世纪初，大约1911-12年间，英国园艺家韦斯顿（Charles Weston）向澳洲政府建议在Acton区建立苗圃实验园。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将植树造林的工作委派给韦斯顿。从此堪培拉的自然环境翻开了新的一 页。
韦斯顿于1913年5月正式接管工作，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在堪培拉植树的经验可以借鉴。韦斯顿不得不通过做实验来选择适合堪培拉的树种。他在Acton区现国家博物馆所在地建起了临时苗圃园，并在那里试验了上百种树木，其中大多数来自欧洲，部分来自土着地区。
1914年，韦斯顿将临时苗圃园迁到Yarralumla区，苗圃园新址占地约162公顷，一直沿用至今。Yarralumla的苗圃园被平均分为 4个区域：苗圃培育园、松树园、树木园和澳纽本土树木园。该苗圃园不但可以试验不同的苗圃生存状况，还可以测试树木生长速度以及出品成年的树木。到 1920年，Yarralumla的苗圃试验园共种植约4万5千颗树木。
据韦斯顿的外孙John Langford回忆，当时的韦斯顿已经意识到一个遗憾：无论为绿化堪培拉付出多少心血，自己将无法看到绿树成荫的街景，这一切将留着后人来享用和评论。
韦斯顿虽觉遗憾，但工作仍然一丝不苟，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挑选出最适合堪培拉的树种。不仅于此，横穿Northbourne Avenue的公园Haig Park成功的起到了防风墙的作用，这就要归功于韦斯顿对树木的挑选与种植。
韦斯顿接下来开始修复植被被破坏的丘陵地带。1915年到1924年间，韦斯顿修复了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山丘和平地。1921年，政府决定将国会搬到堪培拉，韦斯顿于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市内。受当时澳洲“花园城市”的创新思潮影响，韦斯顿在街道、公园和公路旁种植大量适宜堪培拉气候的散发着浓郁欧洲气息的桉树和杨树。到1926年退休，韦斯顿总共为堪培拉种植约120万颗树木，在老国会山庄、政府大厦（Government House）、Braddon区和Reid区等距离市区不远的近郊都可以欣赏到他的杰作。
“花园城市”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在韦斯顿退休后不久，1929年爆发的经融危机以及之后的二战使堪培拉的绿化建设陷入瓶颈。直到1944年，普埃尔（Lindsay Pryor）才得以继续韦斯顿的事业。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堪培拉的植树总量达到3百万。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堪培拉人在为“花园城市”的建设无私奉献。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贡献什么。国家首都局（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在韦斯顿的传记中有这样的描述：“‘风景如画的堪培拉’要感谢三个人：1909年，斯克利夫纳（Charles Scrivener）选择堪培拉为首都；1912年，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对堪培拉做了独具匠心的设计；以及1911至1926年间，韦斯顿为堪培拉绿化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责任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