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 创作中的顶峰《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是维克多•雨果小说创作中的顶峰，气势磅礴浩大，代表法国文学浪漫主义发展到和现实主义结合，并且达到两个文学潮流最高峰的一篇著作，堪称世界文坛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经典。1831年雨果发表《巴黎圣母院》，而《悲惨世界》是雨果从1828年开始构思的，直至1861年才写完全书，从构思到完成，耗时30多年。
《悲惨世界》可以说是世界文坛上气势最宏大，内容最复杂丰富，主题众多的一篇巨著。它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初期，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延伸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法国巴黎的巨大社会变化，包罗了社会每个阶层的林林总总。从很大程度上，它又是一本社会性的小说。《悲惨世界》既是一部充满千万幅画面的人间悲剧，又由于这部巨著中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生命中的沧桑巨变，表现出对人的博爱，所以从某个角度上说，它也是一部人间的喜剧。
这本书洋洋洒洒120多万字（中文译本），分成五个大部分，牵涉到无数人物和人类感情的各种情愫，犹如浩瀚的森林、辽阔的海洋。下面，我围绕本书的几个主要情节线索来向读者朋友介绍它所讲述的故事。
故事开篇叙述主人公冉阿让（Jean Valjean）是个孤儿，从小由姐姐养大，成年后用微薄的工资养活身为寡妇的姐姐和她的7个孩子，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有一天，姐姐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让孩子吃上东西。冉阿让在一个面包铺看到露在外面的面包，于是顺手偷了一条面包。老板将他抓住，并交给警察。由于偷了一条面包，冉阿让被判5年监禁。后来，由于不满法律的不公，试图逃跑，而被加刑。最后一关就关了19年，他的整个青春年华都耗在牢房的苦役中。
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使冉阿让对社会，对人类失去信心，他在牢房中越来越变得厌世疾俗。经历19年的劳役后，冉阿让被提前释放。在回来的路上，他身无分文，碰巧敲了主教莫里艾（Myriel）的家门。莫里艾主教收留了他，并让他吃饱喝足。由于冉阿让出生在贫穷的环境，后来又在不公的监狱里作苦役，当冉阿让看到主教家中的银具，便起了贼心，偷走了餐厅柜子上的银器。
可是出门没多久，冉阿让就被警察抓住，警察搜身时，发现了刻有莫里艾名字的银器，于是就把他抓到主教家中。主教见后一惊，然后马上转变话锋，望着冉阿让大声说：“冉阿让，真高兴再见到你，那一对银烛台我也送给你了呀，它和其他银器一样都是银的，你为什么没有把烛台和餐具一起拿走呢？”主教样的话让冉阿让脱离了即将面对的牢狱之灾，冉阿让彻底被主教的仁慈、宽容和博大的爱打动了，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
这件事之后，冉阿让不但决定要悔过自新，还决定以后要用善良、慈爱之心对待世界，要把莫里艾主教的这种仁爱广泛的撒到人间每一个角落。从此之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做一个非常忠实的公民。由于他的诚恳为人，善待周围每一个人，7、8年后被当地居民公选为市长。身为一个市长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民谋利。
有一天，一个工人被一辆巨大的马车压住了，冉阿让市长用他在牢房苦役练就的身体，把马车撑起来，救出了那位工人。这时，冉阿让在监狱时的狱警加维尔（Javert）是这个城市的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加维尔一直觉得市长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定眼前的市长就是他在牢房里监管的那个罪犯。当冉阿让救出工人的一霎那，警察局长更觉得市长就是原来在监狱里的罪犯。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加维尔不能把冉阿让抓走。此时的冉阿让已经改名换姓，没人知道他的过去，因此逃出了法网的监督。
有一天，警察局长加维尔突然来找他，说：“市长我非常对不起你，我在最近和你共事的几年，一直怀疑你是我十几年前监管过的罪犯。今天我很高兴，我终于清除了这个疑团，因为已经抓到了真正的冉阿让了，我们会将他重新关进牢房。”
冉阿让听后变得非常惊慌，原来早就有人怀疑他，冉阿让心里清楚他才是真正的冉阿让。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是从此隔断他和过去的联系，不再有任何顾虑的做他的市长，还是承认自己才是冉阿让，不让别人为他做替罪羊。
此时，冉阿让的内心是不能接受另外一个人由于被误认为是他而要进监狱的。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冉阿让决定挺身而出，坦承自己是真正的冉阿让，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那位被冤屈的“冉阿让”。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彻彻底底改头换面的机会，放弃和过去完全脱离关系的机会；放弃他做市长的荣誉和地位，放弃他所拥有的平静的生活。
冉阿让在法庭上承认他就是真正的冉阿让，洗清了那个无辜的人的冤情。冉阿让也很巧妙的逃避了法律惩罚，没有再被抓起来。因为过去他曾对人承诺过不能让自己再进监狱，要去救一个叫珂赛特（Cosette） 的孩子。珂赛特是一个孤儿，她的母亲芳汀（Fantine）是一个穷苦的女工，由于肺病被开除而死在医院。在芳汀临死之前，冉阿让答应找到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并好好照顾。冉阿让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珂赛特，并把她作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
当警察加维尔知道他原先的预感是真实的，他几年来所服务的市长就是他监狱里的逃犯，他就下定决心，从此之后他的使命就是要把冉阿让绳之以法，重新关进监狱。所以故事发展到冉阿让和加维尔猫抓老鼠的游戏。冉阿让一方面要保证珂赛特的正常生活，尽力给她提供最安定和最好的环境，而又不能告诉珂赛特他以前的历史，必须在珂赛特面前保持他高贵、正直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经常要躲避加维尔追捕而居无定所，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带着珂赛特逃跑，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一晃过了8、9年，小女孩珂赛特也长大成人了。
这时法国的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832年，巴黎大学的学生们不断发起学潮，和政府、警方接连发生冲突。在各种学生运动和革命起义中，有个学生领袖叫马利尤斯（Marius）。有一次，马利尤斯邂逅了珂赛特，两人一见钟情，相互表白了爱慕之心。当冉阿让发现了珂赛特和马利尤斯的爱情，他突然觉得有责任保护正在积极革命中的马利尤斯，所以他也参加到学生革命军中，暗中保护马利尤斯。
此时警察加维尔为了调查学生运动，冒充到革命队伍中，有一次，马利尤斯带领的起义军抓到了冒充到革命队伍中的加维尔，冉阿让要求交给他来处理。冉阿让于是把加维尔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按理应该要代表革命军枪毙他，也可以将这个追捕他几十年，与他势不两立的对头彻底消灭，从此不再过躲躲藏藏的日子。但冉阿让最后却释放了他，对加维尔说：你自由了，可以走了。冉阿让的此举让加维尔的感到非常震惊：为什么我追捕他几十年，恨不得早日将他送入监狱，他却不怀恨于心，而是这么仁慈的放了我。
加维尔想起冉阿让做市长的时候，本来也可以不出来承认自己是冉阿让，而一直做着市长。这个冉阿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我一直追捕的逃犯？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追捕他？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还是警察吗？我身为警察的职责在哪呢？加维尔从此被这种矛盾心理所折磨，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后来，马利尤斯在一次街头巷战中受了重伤，冉阿让把他救了出来。在营救的路上又再一次碰上警察局长加维尔。加维尔的职业习惯让他掏出枪对准冉阿让。但是冉阿让并没有畏惧，冉阿让说：“我没有时间逃跑，也没有时间和你计较，我只是要救人，随便你怎么处置。于是不管加维尔的举枪威逼，带着马利尤斯离开。”
冉阿让的举动又一次冲击了加维尔的内心，使他深思：为什么冉阿让这么一个罪犯，偷了一条面包，受了十多年的劳役，然后又能成为市民推崇的市长？身为市长又能为民谋利益，拯救工厂女工，并抚养她留下的孤女？在关键时候，又敢于站出来，放弃所拥有的一切承认自己曾经是罪犯，而不愿意伤及无辜？还在革命军的战斗中救人，还释放了我这个抓他抓了几十年的警察局长。
加维尔百思不得其解，冉阿让几十年的一系列行为与最近两次的接触，一次是放掉自己，一次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枪口下还去救人，加维尔被这些深深的触动了，也深深的困惑了。他不知道莫里艾主教的仁慈彻底改造了冉阿让，让他重新做人。
冉阿让的仁慈也彻底触动到了加维尔对他自己一生的思考。在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中，加维尔越来越觉得这谨遵法律的职责，社会的信条追捕冉阿让的几十年是最没有意义，是这辈子最应该忏悔的。然而又无法跳出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警察，从未渎职过的矛盾心理。他完全迷茫了，无法排解，不知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于是在塞纳河畔徘徊了很久后，跳进河中结束了自己循规蹈矩缺乏人性的一生。
故事最后是马利尤斯的康复，并与珂赛特结婚，给读者留下一个积极乐观的结尾。冉阿让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使命，悄悄离开了马利尤斯和珂赛特，躲在教堂中，打算默默死去。临死之时，马利尤斯和珂赛特去看他。冉阿让把莫里艾主教送给他的一对银烛台，也是教导了他如何做人的一对银烛台送给了他们，并嘱咐这对年轻伉俪要按照莫里艾的仁爱之心生活。
故事情节大致如此，极为曲折，牵涉的人物多种多样。莫里艾主教用他的仁慈改变了主人公冉阿让，而冉阿让又承接了莫里艾主教的仁慈、仁爱和博大的胸襟，将它们用在小说中最能代表法国社会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警长加维尔身上。最后，冉阿让竟然用他的仁爱的感化之力，使加维尔痛不欲生，投河自尽，洗涤过去愚忠于法国社会无人性信条和不公的社会制度所犯下的罪孽，加维尔的死可以说是另一种的新生。
这本长篇巨著从方方面面继承了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一些主题：包括抨击了社会的不公平和法律制度的不公平，表达了对人类的博爱，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且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看成是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重要方法，这是和雨果的一贯的博爱思想一致的。
这是一幅漫长浩大的历史画卷，每一个画面无不栩栩如生，刻画入微。
责任编辑：林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