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汝咸(1658–1714)，字莘斋，浙江鄞县人。因家居月湖之滨，学者多称其为“月湖先生”。陈汝咸自幼随父读书，年轻时就表示，“为学要在力行，讲求实用。”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十五年(1696)出任漳浦县知县。漳浦县乃“闽南剧邑也”，十分难治。陈汝咸到任时，这里赋役不均，盗匪横行，加上胥吏（下级官员）作梗，讼师勒索，巫医行骗，搅得境内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而前任知县因循苟且，以致民无宁日。陈汝咸下车伊始，即亲赴各乡，遍询疾苦，他“愤俗吏一切补苴苟且之治”，立志为漳浦“图久安长治之策”。
漳浦累民之大弊，在于赋役不均。以往赋役征收“责户长为主办”，“丁粮版籍，岁久混淆，胥役因缘为奸。”当时，“世家（富豪之家）有数千亩为一户者，下姓（小民）有数十亩为一户者”，这就造成了富者赋少、贫者赋多的状况，以致百姓叫苦不迭。陈汝咸深知，“赋役为一县大政”，因此明确表示：“吾当为漳浦立百世之利。 ”他亲自主持对土田、人口的编审工作，对每一户有多少田，应纳赋多少，均“躬自核算”。规定三百亩为一户，作为一个征收单位，“令民具亲供，计丁口产业自封投 ”。同时规定，二百户为一保，“第其口多寡，藉以供役”，每五年一编丁，以保证役法均平， “由是，吏无追呼，民无逋税。”而且“岁省民二千余金”。由于这一措施，使胥吏无法借端勒索，“吏胥阴挠之”，以致“大吏几为所感”，但陈汝咸“毅然不回”， 经过三年努力，终使新法确立，“奸人无所施其技，民乐交赋，岁赋无逋负。”百姓的负担减少且合理，乐于交赋。国亦增收。
原先漳浦民间多词讼。以往的讼师、胥吏，包揽词讼，“攫民钱如探囊取物”，甚至“胥吏能以一讼破中人产。”陈汝咸到任后，首先惩治不法讼师，并声明今后任何人不得借此勒索百姓钱财，否则必严惩不贷。同时到各乡广泛宣传礼让、孝悌，“劝民亲逊”。他还规定，民间小讼由乡族调处，大者由他（陈汝咸本人）亲自处理。 凡由他审理之案，皆剖析如流，听断明决。从此百姓不再为讼诉所累。
原先，漳浦一带盛行“俗尚巫”，百姓有病则以钱请“巫医”，卜药而食。病人食后 ，往往致死，每至此，巫医尚谓：“神不佑也。”陈汝咸为刹此风，公开张贴榜文， 严禁巫医行骗害民。同时他懂医术，亲自为民诊治，“分别病证，调诸药，以与病者，全活甚众。”从此，“巫风以息”。陈汝咸又修建文庙、义学，并延请诸生有学行者为师，他自己也经常去讲学。不久“社会风俗为之一变”。
原先，漳浦境内盗贼猖獗，经常骚扰百姓，且与海盗相通，抢劫之后，即经海路转移，造成社会治安混乱，海上贸易中断，百姓深受其害。为保境安民，陈汝咸组织力量进行剿匪，一次歼匪百余人。后又与海盗进行较量，捕获首领徐容，缴获金银珠宝无数，皆入国库。他还采取招抚的办法，使一些盗贼陆续归降。不久海路畅通，商船往来不断。史载，陈汝成“在漳浦而境内无盗。”而且“漳浦农商积弊，皆为之肃然一洗。”
陈汝咸在大力革除积弊、保障境内安全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生产。他关心百姓疾苦，注意解决百姓的困难。每逢灾荒之年，他更是千方百计地安顿灾民。某年旱灾，他积极组织抗旱，并亲自奔走数十里，登山祷雨，敬礼乞神，“从者皆惫，而陈汝咸无倦容。”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连日大雨，河流骤涨，水“高及雉堞”，县城南郊被淹，一片汪洋，“民皆升屋而号”！陈汝咸捐资募船，解救水中难民。同时又督工建造大小筏数个，悬赏格，每渡一人给钱三十。于是县学生也踊跃出资 。经过奋力抢救，困于水中的男女老幼数千人，得救入城，难民登城后，陈汝咸即令分给糜粥以充饥，第二天又发给赈济之粮。由于“多方抚恤，故民虽灾，而无害。”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汝咸因治理漳浦政绩显着，而升调他任。县民闻讯，联名请求上官允许他留任。因上官不允，百姓即堵塞县衙，“昼夜环守”，不让陈汝咸离去。陈汝咸只得乘夜间百姓不注意，“以两骑疾行出门”。当百姓发觉后，“追送十里许，号泣而归。”五年后，当陈汝咸病逝的消息传到漳浦，“士大夫及农工贩竖， 奔哭月湖书院，数十日不绝。”
陈汝咸以他十三年治理漳浦、保境安民的功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著名学者兰鼎元评论说：“使天假岁月，其经国远献，必更大有可传者！”对陈汝咸这样一位知县来说，兰鼎元作出这样的推断，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陈汝咸是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知县，他在担任福建漳浦县知县期间，竭力治理漳浦，终使境内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事据《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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