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9月19日讯】在中国，几十年来农民都比城市人贫穷得多。
几十年来，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事实是：农民比城市人贫穷得多。不仅认同这样一个事实，甚至还认可这样一个逻辑：农民就应该比其他人群贫穷。连许多农民自己都这样认为。这是非常怪异的一件事情。
甘肃杨改兰一家6口的自杀，显然贫穷是最关键因素。无论官媒《环球时报》如何以“复杂中国”这一套反复使用、毫无新意的话语体系为杨改兰事件洗地，都无法改变贫穷导致死亡这样一个事实。
1949年以后，中国人陷入普遍的贫穷。除少数“干部”之外，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生存在追求吃饱、穿暖的状态。贫穷的原因，是因为计划经济。
改变贫穷状况，是通过瓦解计划经济。1970年代末期，农民能吃饱饭了，城市人生活开始提高了，原因是因为计划经济被逐步瓦解。计划经济是在农村先被瓦解，所以农民生活改善的时间点，略微早于城市。
农民吃饱肚子的起点，是1970年代末期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非常值得称赞。但是，人们在称赞的同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几千年来，农民多数时候是能吃饱肚子的，农民都是“自己种自己的地”，为什么到了20世纪，能吃饱肚子、能“自己种自己的地”却成了一个对农民的恩惠呢？
农民生活在达到吃饱肚子的状况后，其改善程度远远慢于城市，是因为农村政策几十年没有本质变化。除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定期返回乡村，农民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两个原因导致农民贫穷：户籍制度将农民的身份困在农村，土地政策使得农民无法享受土地的增值收益。
户籍制度赤裸裸地营造身份歧视，是非常恶劣的一项制度设计。学者们呼吁多年，希望取缔户籍制度。我的意见是：户籍制度非常恶劣，取缔户籍制度愈早愈好；但是，学者们不应该把眼光只盯着取缔户籍制度，而应该以更大的力量去呼吁另外一件事情：把土地还给农民。
随着数千万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随着民营企业用工制度的灵活，户籍制度对于中小城市的歧视、对于农民的歧视，已经没有多么大的效用。而土地制度的恶劣效用，依然很强大。
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实际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民无法获得相应的土地收益。这些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式增长，而农民并未获得成比例的收益。大部分土地的收益，被县市政府拿走；在县市政府吃肉之后，村干部吃一些肉骨头，农民只能喝一些肉汤。
这个畸形的财富分配，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坚决要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一些御用学者称：不能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一旦还给农民，农民就会急功近利，卖掉土地，挥霍之后，成为失地农民，陷入贫穷。
这个充满谎言的叙述，是在描述这样一个画面：掌握权力的人比农民更爱农民自己（然后他们就让农民穷了几十年），不让农民卖地，却让掌权者卖地。
目前农村的土地分三种：耕地，建设用地，宅基地。我们来看这三种土地的收益归属。耕地的收益，基本归农民，但这收益微薄，几乎可以忽略；建设用地，需要取得县市政府的用地指标，其收益基本归县市政府和村干部；宅基地属于农民，却禁止卖给城市人，等于阻断了农民财产的变现。
于是，目前的土地政策，对农民意味着多重枷锁：耕地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建设用地是他人的富贵；宅基地政策尤其奇葩，政府为了消化空房，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却不许农民把房子卖给城里人。
中国农村目前的各种问题：留守儿童，土地撂荒，拆迁纷争，乡村日趋凋零……均与土地政策相关。
一旦把土地还给农民，几乎所有的农村问题都可以得到部分或全部解决。
不把“土地还给农民”作为前提的任何惠农政策、扶贫政策，都是表演。
－－原载东网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