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时,那场元末战乱给他留下的是一片饱经创伤的景况:到处是荒芜的田地,流亡的饥民和无人收埋的尸骨……
文武新贵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攻克元大都的捷报和一阵阵“万岁”的呼声,也着实令人陶醉。但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冷静地考虑到了他所面临的严峻事实,“安民”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位贫苦农家出身的皇帝来说, 农民的生活并不陌生,他也知道农民需要的是什么。
“四民之中,农最为劳。”他经常这样告诫太子及官吏们,“当春之时,鸡鸣而起, 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 所余能几?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农民)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 ;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农民承担了国家最基础的经济生产,明太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
有这样的想法和理念还不够,同时还必须有一套措施,来保证农民能够安心从事生产 。原则只有一个,那便是让农民和土地结合起来,所谓:“有土有民,何患不足?”办法也很简单,荒芜土地多了,招募人来开垦;无主田地多了,迁徙农民来分种; 没有农具粮种,由官府拨给;无力交纳赋税的,暂免征收……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利农之举。但是,如果以为仅凭这些朝廷颁布的原则,就能让农民安居乐业,那就错了。还得要有行动,有措施。
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不仅是家园的破坏,亲人的丧离,还深深地伤及了人们的内心,战乱的惨状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当时人记述说淮右之军以人肉为军粮,恐怕不仅是杀人取乐,也是实在颗粒难得了。百姓除了饿死,便是沦为军口之食。那些军口余生的百姓,对于新朝的利农之举自是求之不得,但是要安于耕作,却也并非易事。弱不禁风的生产能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无法维持。说是新垦之田一年免征,可是官吏征不俟期,百姓便弃田流亡。流亡成了农民对付官府的一种习惯性手段。
不过在这一点上,明太祖朱元璋比别人更有办法,因为他本人便曾是个最贫苦的农民。在朱元璋时代所建立的从上至下的封建秩序,还能督促农民从事生产。但要想使那些利农之举得到落实,就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执行皇帝命令的基层官吏。从府州县官吏到乡间老人,明太祖朱元璋都作了具体安排。
每当府州县史来朝后,辞退时朱元璋总要训话一番:“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 ,如鸟初飞,如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腹人以肥已,尔等戒之!”但这还不够,他还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的乡里。每个乡里都要置一个木铎(木铃),选派一些年长之人,每月六次边走边宣讲“劝农务本”的道理。各乡里还都置有一面鼓,凡到农忙季节,每天清晨击鼓催农民下田。有懒怠不务正业的,由乡里老人督责,里老若不劝督,则要责罚。各村镇乡里都张贴着《教民榜》,上面写着:
一、河南、山东农民中,有些人懒惰,不肯勤农务,以致衣食不给。朝延已尝差人督教耕种。今出号令,此后指示各该里敬请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若有懒惰不下田者,允许老人对其责决。务要严切督导,见丁着业,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
二、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纳粮当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以足衣食。每户务要照依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以做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使用。遇俭年可以当粮食。此事有益尔民。乡里老人平常应提督点视。敢有违者,予以家迁化外。(把懒惰之家迁至荒漠,作为惩罚。)
“教民榜”的内容,详明而严厉,易为农民所理解接受,而且这些耕种的规定, 都有法律赏、惩为后盾。在这层层督教之下,各地出现了一幅幅鸡犬相闻、耕牛遍野,繁荣的劳动和生活景象。
朱元璋的《教民榜》,在劝农安民为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有的史学家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说:“对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与历史上的帝王们,加以比较,朱元璋确实是很突出的。”
(事据《明史》)@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