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22) 访苏之旅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第五章 战共军卫护中原
民间流传刘伯温作《金陵塔碑文》说：“金陵塔，金陵塔。刘基建，介石拆。拆了金陵塔，军民自己杀。草头相对草头人。”此预言道出蒋介石与共产党必有一决。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认识，可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几年时间。蒋介石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亲赴苏俄考察共产党的本质，作出“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著名论断。
一、访苏之旅
空头承诺
一九一七年苏共夺权后，曾声明要放弃在华特权。此举“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
蒋介石对十月革命感到振奋，他相信中国可以从俄国革命得到借鉴。他开始学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学说概要》和《列宁丛书》等书籍，系统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希望从中找出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系统研究后，对苏联共产党及苏维埃制度持有保留态度，却不排除借助苏联军事援助实现国民革命之目标。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与苏联副外长越飞在上海会谈，探讨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
在双方签署的《孙越宣言》的头条明确规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越飞重申，苏联准备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表示反对外蒙脱离中国。不久，苏联同意提供财政、军事援助，帮助国民党统一中国。
三月初，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当选海陆军大元帅。同时积极筹备访苏事项。孙中山给列宁写信，宣布要派蒋介石率团访苏，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一行四人在苏联各地访问，并会见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和契切林等政要，列宁因为患病无法见面。蒋介石考察军事院校、兵工厂，了解红军的编制及政治工作。
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建立效忠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以击溃吴佩孚等北方军阀。孙、蒋的西北军事计划，要求在蒙古的库伦（现乌兰巴托）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借助苏联的支持，从蒙古向南出兵，讨伐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统一中国。
蒙古自辛亥革命后从中国独立，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一九一七年苏共夺权后，苏联继续将蒙古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九二一年，苏联红军进驻蒙古。
一九一九年，列宁曾提出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样的许诺，对中国人当然是一个鼓舞，令人联想到苏联在蒙古问题上也会尊重中国。基于列宁的承诺，孙中山提出西北军事计划。
谁知苏联开出的是空头支票，苏联红军占领蒙古就是证据。当蒋介石提出建立库伦军事基地的实质计划时，苏联方面却环顾左右而言它，迟迟不表态，使谈判难以深入。蒋介石深感困惑。直到十一月，访问即将结束，蒋介石才得到了明确的答复。
十一月十一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再次与蒋介石等人会谈。这一次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回绝了国民党的计划：“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要求国民党效仿苏共，全力搞宣传，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不要急于建立军队。
蒋介石对此极为失望，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再度提到蒙古问题。托氏轻蔑地表示，国民党如果一定要建立基地，也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当时苏联口头上还承认蒙古属于中国。蒋介石十分气愤，会后对代表团员说：托洛茨基是强词夺理！“如果蒙古想独立，那也需要我们来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才行，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
拒绝入共
访苏期间，共产国际建议蒋介石参加中共。蒋介石婉拒，表示要请示孙中山先生。他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会见托洛斯基后，蒋介石彻底失望，三个月的考察访问，换来空手而归。两天后，代表团登上回国的列车。在日记中，蒋介石用了“抑郁无聊已极”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蒋介石写道：“俄党无诚信可言，与英、法、美、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苏俄在中国》）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在国民党内引起争议。孙总理曾多次告诉诸党国元老：“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介石》）显然，孙中山知道，联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自己心里有底，对前途还是乐观的。蒋介石决意服从领袖，埋头黄埔建军。
项庄舞剑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蒋致信廖仲恺：“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又言：“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蒋介石在三个多月的访问中，还近距离观察到许多苏联内部的问题。蒋在日记中写下：“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吾为之危。”这显然是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对苏联的潜在危害。虽然没见到斯大林本人，但蒋介石已经预感到此人非善类。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蒋介石整理文件看到自己当年给廖仲恺的回信副本，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在寓整理旧稿，见十三年春覆仲恺函，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与大姐及吾妻喟然叹曰：余当初反共到底，不去广东任事，则总理亡后，国民党当为共产党消灭，中国亦无挽救之望。次冥冥之中，有数存乎？”
蒋介石暂取韬晦之策，以退为进，实乃顺天意而行。要蒋介石建军校，很可能就是孙中山留下的锦囊妙计。
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他察觉到苏联援华乃是项庄舞剑，对此忧心忡忡。
在《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回忆：“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预见共产党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日后果然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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