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1月30日讯】陆洪恩（1919—1968），天主教徒，曾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副团长，是文革中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曾说：“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假如，当年，他选择留在奥地利，他便可以在自由的阳光下，享受音乐的美好与平和。然而，一切都在痛苦后归于沉寂。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根指挥棒。
公判大会
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市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公判大会，判处七名现行反革命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他们是：柳友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陆洪恩，杨望义，张鹏宏。当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这场集体屠杀作了现场转播，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4月28日，《解放日报》发文描述如下：“参加大会的和会场外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的革命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据难友刘文忠介绍，陆洪恩在被枪毙以前是游街的，“沿着淮海路一直用卡车游街到龙华机场那里的枪杀地方把他枪杀。”
“运动”中的音乐人
陆洪恩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少时入读法国人开办的徐汇公学，后考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键盘系，1941年毕业。他多才多艺，不仅展现出音乐才华，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初任定音鼓演奏员，后于1953年起担任乐团副指挥，第二年任交响乐队副队长。陆洪恩在排练时要求十分严格，因此保证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他热情正直，为人诚恳，不摆架子，赢得了同事的认可和好评。
1956年，陆洪恩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赴京参加全国音乐周的演出，特别为各国使节进行了一次专场交响音乐会表演，反响热烈。在此后几年里，陆洪恩经常与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音乐家联合演出，工作繁忙。1959年，陆洪恩创作了大型管弦乐《年年欢》，向祖国献礼。
陆洪恩心无城府，实话实说，自然在一连串的“运动”中留下了不少“辫子”。
1957年反右整风至1963年间，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陆洪恩曾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但是，后来，陆洪恩的观点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上海交响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洪恩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这话又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1965年1月，陆洪恩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绑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后来，上海交响乐团派人把陆洪恩送到上海精神病医院，陆洪恩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陆洪恩住院两个多月，病情缓解很多，出院后返回单位上班，不再担任指挥。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可是上海交响乐团通知他的妻弟：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动着阴霾。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陆于为轻声对陆洪恩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因为他听母亲说，两天前，爸爸在政治学习时讲了一些真话，遭到批判。陆洪恩轻轻地抚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儿子目送父亲步出家门，这一去竟成永别。
那是一个星期六，乐团学习讨论《评“三家村”》。在会上，一些陌生人气势汹汹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陆洪恩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惊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人们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监号1598—最后的话
在这里，他没有名字，他是“1598”。音乐，支撑着他，度过黑牢中的漫漫长夜。两年的囚禁，毒打侮辱，使年富力强的他变成了衰弱老翁：身体瘦削佝偻、头发变白脱落、脸色枯黄、目光浑浊。尽管虚弱无力，双手常被反铐背后，他还是经常哼起世界名曲，从乐声中汲取力量。
在狱中，年轻难友刘文忠对他关照有加。每当夜深时，刘文忠就偷偷地帮助陆洪恩把反铐转成正铐，这是他从另一位难友那里学会的技术，这样陆洪恩才能落地睡上一会儿。陆洪恩向他介绍音乐知识、讲解人生课程，刘文忠佩服老陆的铁骨铮铮，两人在患难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一天深夜，陆洪恩泣不成声地对刘文忠说：“小兄弟，蒙你照顾我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帮我转告家人，我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
选择生死的这一天到了。同监房的14个犯人被叫到训导室，席地而坐。桌子后面坐着训导员、审讯员和另一个上面派来的人。训导员为陆洪恩定了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
短暂的沉默过后，音乐家慷慨激昂，开口演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侮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建国以来，他从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难友刘文忠
1967年1月，19岁的政治犯刘文忠结识了48岁的“反革命”陆洪恩。当年，刘文忠因为帮助哥哥刘文辉复写反对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一位音乐家成为忘年知己，而他们的交流场所竟是监狱。
陆洪恩把音乐的光亮带到了铁牢。他向同监难友们介绍西方的音乐大师、音乐流派，讲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芭蕾舞等等。从这位师长身上，刘文忠第一次体会到了音乐的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他目睹了陆洪恩受到的残酷折磨，深深敬佩他不屈的意志。
“这两年中，不夸张的说，他三分之一时间是受罚的。也就是戴铐子，不是前铐就是后铐，他吃饭睡觉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他。那时我是个小兄弟，我帮他是应该的，再说我从他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识。他年纪大、经历的世面比较多。”
刘文忠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陆洪恩的悲惨遭遇。“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
又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他的这番话招来革命造反派的毒打。刘文忠写道：“造反派们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就这样，陆洪恩被频繁揪斗，每次都因耿直抗争而遭暴打，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训斥他说：“每次批斗，每次都不老实，还要放毒，非得反铐不可！”
陆洪恩在临终前，托付刘文忠两件事：第一，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陆洪恩提到，他曾经带团去奥地利演出，本来有机会出逃欧洲，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第二，帮他寻找去了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刘文忠历经13年牢狱，重见天日。他信守承诺，完成了陆洪恩的嘱托。2002年的一天，刘文忠来到了维也纳中央公墓。在贝多芬的墓碑前，他摆放鲜花，喃喃低语，向音乐大师献上一位逝去的中国音乐人的敬仰。
2004年底，刘文忠在海外出版了传记文学《风雨人生路》，其中有两节详述了陆洪恩走上刑场的一幕。2005年2月底，王友琴女士读到此书后，立刻向他转告了陆洪恩儿子的讯息，再加上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的帮助，刘文忠终于和陆于为相见。
当陆于为听到父亲的遗托和牢狱惨状时，泪流不止。他告诉刘文忠：37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陆于为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后，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说：“想不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
37年前，陆洪恩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受到株连。16岁的陆于为被发配新疆，13年后，陆洪恩平反，他才被批准回到上海。陆于为说：“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
陆于为是一名画师，在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文革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他被岁月磨平了斗志，他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疑问。“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醒腥风血雨。”
追寻晴空
1979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再三申诉，陆洪恩的冤案终得重审和彻底平反。1979年9月26日下午，陆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许多陆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含泪致悼词。大会宣布，“推倒强加于陆洪恩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陆洪恩妻子的表妹林志明曾发表长文纪念这位音乐家。1979年10月29日，黄贻钧在给林志明的信中说：“十年浩劫，死者万千，洪恩是其中之一。他被害后无人敢去收殓，至今不知骨埋何处？幸存者想去他墓前‘献上一朵小小的白花’也不可能。他死得真惨！”
有资料显示，根据一项内部统计，在文革中，上海市一共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刘文忠说：“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良知，没有忘记陆洪恩。网友“标心者”称：这才是中国的脊梁。“百折不挠的老太太”写：陆洪恩，敬你“红色恐怖”之下的健全的人格！还有人说：文革十年是中国人民的恶梦，独裁者对人民肆意奴役的年代！“寒夜里一声叹息”说，文革屈死的冤魂依旧飘在灾难深重的天空，天空如何晴朗！
正义，不会忘记陆洪恩。一曲慷慨悲歌，燃烧生命，写下壮怀激烈。敬仰与怀念，在追忆中，穿越悲伤的泪，祈望光明与祥和。
汹涌红潮，吞噬宝贵的生命，扼杀心灵的自由，投下恐怖的阴影，扑灭信仰和真诚。数不清的冤案，蹂躏千百万个体和家庭，制造无尽的惨烈哀怨。红祸不止，苦痛难终。
参考资料：
王友琴：《陆洪恩之死》，2001年。
江涛：《指挥家陆洪恩的一生》，开放杂志，2009年8月1日。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张敏：《刘文忠谈同监难友指挥家陆洪恩之死 —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三）》，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1月23日。#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