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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灰飞湮灭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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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0月02日讯】【作者按】此文写于八年前,我埋葬了我的“共和国”,我跟它同龄,所以我也埋葬了一个“旧我”。

一九六一年我家从杭州迁到北京,住进景山东街西头的一个大杂院,名叫西斋,原先是京师大学堂、亦即后来北京大学的宿舍。隔街就是紫禁城后面的景山,旧称煤山,有个左侧门可进。于是天天放学之后,我都跟伙伴们到那里面去,先找个石凳写作业,然后环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滚儿。这景山顶端,有个万春亭,朝南望去,整个故宫就在眼底,一览无余。那铺天盖地的黄灿灿琉璃瓦,宛如一个金色大湖。再往南端远眺,便是天安门广场,却只见纪念碑露出它的小顶冠,而万春亭的山坡,成了观礼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国庆,我们小孩子夜里就去找个树丛卧下,看那大殿群背后冲起的烟花满天缤纷。

烟花明灭,在转瞬之间,铸成了一代人的虚假观念,也燃尽了他们轻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里几人知晓,神州大地已是饿殍遍野?而这广场上的绚烂夜空,跟后来长安街的血光,又是一种什么因果?而今清点这六十年,不如清点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看看在那里面积淀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能言明却又制约我的?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最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一代人,我们却说不明白这幻灭的滋味,因为我们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罗斯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疑是我们的一个来源。你刚睁开眼睛,已经没有历史了。也许使用“蒙太奇”的镜头描述,是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岁,至今记得那时的一个场面:大人们都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飞机驶过,那是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国举丧。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来源吗?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读托尔斯泰多于雨果,对莎士比亚则很陌生,自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而他也只晓得东欧苏俄。

《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们的黑白电影。我们一辈子只爱听那个“外国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苏联的最多。从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寻捕捉我辈难以言说的私人心境,更是尸陈国家话语的一座马王堆。那时既无电视MTV也无CD随身听更无iPod,但这一代人的音乐记性好得惊人,个个皆靠模仿,把歌词和歌手的唱腔学得逼真。说这是“吃狼奶”,大概过于简单化,但是标榜为“俄罗斯传统”,则是一种矫情。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东方红/温都尔汗

于是“领袖”便纠缠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对于北京的魅力型领袖,乃是如获至宝的,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这个彩排一直进行着,也没有随同文革而谢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鸟巢”里再次上演。这种巫魅的仪式,对现代中国人进行了一道作旧处理,把他们变成一支支雄壮的秦俑方阵,六十年来从骊山秦始皇陵寝中陆续出土,也预先为两千年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备好了庞大劳力。

话说温都尔汗的一个炸雷,把我们从批斗、武斗等种种攻击他者的野蛮之中惊醒后,记忆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给我们的这个幻灭,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阴谋,而若是没有这个阴谋,我们恐怕一直要乐呵呵地呆傻下去││世上曾有哪个世代如此可怜过?于是,这样的幻灭,便不是苏醒。于是,我们还会对另一个“领袖”着迷,虽然他只不过比前一个矮了一头。他们可以再骗我们一次,实在怨不得他们,只怪我们永远不懂一个常识:他们本来就是骗子嘛。

无可救药者,更在这种“政治盲瞽”已然进入遗传基因,将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义青年”,无论是“八九”学生还是“可以说不”的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杆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

子弹费/民族魂/造神

因为人口过剩就人命不值钱?因为尊齿就得听任老人无耻?因为皇帝曾经丧权辱国就让主席凌驾一切?因为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就得服从“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学生不肯撤出广场就得开放外资大举入侵?假如这些也算争议的话,那么都要由子弹来裁决,而子弹果真呼啸而来,木樨地的饮弹者却是一声“橡皮子弹”的惨叫││无奈林昭妈妈被逼为女儿遭枪决而支付五分钱子弹费的惊人细节,仍不能惊醒这样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运动”的阵前主帅,摇身一变为“改革总设计师”,我们还来不及去厘清这笔账,又要继续为他的“开放设计”,而支付江河断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祸子孙后代的代价。

说来凄凉,我们或许是“亡国灭种”的冤大头,叫它讨了二百年的债,否则我们不必慌著强国忠党或改造民族,以至灭绝了单个的人,而人口却从四亿增长到十二亿。六十年里中国埋头生产“反革命”,几无科学发明,却精于羞辱、折磨之术的钻研,内含多项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录的话。“与人奋斗”因发达成一门哲学而“其乐无穷”,这一次我们倒是不屑于俄罗斯的“灵魂”拷问,因为我们有“民族魂”鲁迅的专利“灵魂疗救”,并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为绍兴的阿Q穿越时间隧道,终于跟雷锋握上了手。

在这种国度里,抗议是一种“群胆文化”,悲痛才能聚众,“清明”由此变成一个“政治哀悼节气”,而“觉醒”总是在一个“好人”死了之后。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农村冰凉的被窝里,被广播里的哀乐,催得浊泪满枕巾。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过找到一个政治理由才哭得出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几乎是一个街头运动的新创造,但十三年后又去重复一次,至少是很没有想像力;而统治者更没有想像力,以为推倒前朝宫墙,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它只具有万众雀跃欢呼万岁一项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间,恰好是最佳的灭神场所。

盛世/大循环/李叔同

不过,苛政不会锤炼叛逆者的智慧,毋宁只煎熬了他们的焦虑。异想天开的“民主一举成功”,大概不过是“解放全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预期地驯化出来。即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似乎都用错了地方,尽管这是二十世纪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议模式,无奈共产党岂有英国殖民者的“妇人之仁”?至于文革的绝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里那个枭雄玩于股掌之上的雕虫小技。中国七个星期的浩大抗议,启动了苏东波崩溃浪潮,却在本土钩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压制。这个更大幻灭,使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钙。而我们或许只能遗憾,那为中国异议者所能使用的抗争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打造呢。

这六十年,却把俄国人巴枯宁最早预感的“黄祸”幻觉,落实成真││鸦片战争输入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原始奴性相结合,抚育两亿五千万劳力,日工资一美元,只是没有再拖着一条辫子而已,也非亚洲四小龙同日而语,却由“新儒家”早就预备好一顶“儒家文明现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亚洲当红而欧美衰退,于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订单和买断全球,加一块儿就是“全球抢烂市”,于是它便可以绑架酒色财气的神州,又赎买昏头胀脑的华尔街,迎来一个油腻腻的“盛世”。

假如历史可以“假如”──假如谭嗣同没有把光绪手诏交给袁世凯,假如陈独秀出了北洋监狱后没跟李大钊去乐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没能从上海码头赴法留学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坝的叶剑英没有截获张国焘的电报,假如胡宗南的军长刘戡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美庐求见时毛泽东没有睡觉,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没有特意留下邓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舰队用高射炮平射击中了主席专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赵紫阳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线见了邓小平……这六十年会不会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后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

你瞧,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以俄为师”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居然哪儿也没去过,还是在祖先设下的历史循环圈里“鬼打墙”,设若西太后还魂于邓小平,赵紫阳就是光绪了,那么谁是袁世凯呢?恶的历史,竟如此轻易地重复了一次,而我们却不可能在六十年里,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笔、陈独秀的旷世呐喊、胡适之的冰洁清醒……

忽一日,听网上飞来一支小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音调,好像有上千年的尘埃,却又分外的清新、悠扬。歌词的韵味,贴近千古绝唱的唐诗乐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凄迷之处,是李叔同在《送别》无法送别的一切。轮到我们来送自己的“六十年”,则仿佛没有什么值得送一送了。

2009-10-3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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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2 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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