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一副对联之争与遇罗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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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0月20日讯】1966年文革爆发后,在毛的授意和支持下,不仅所谓的“四旧”被“破”,中共党内一些从上至下的官员也被打倒,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了冲击。在冲动下,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8月1日,他们又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的校园。

对联之争

对联在各个校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而这个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也很快在北京市传开。

据《文化大革命史》一书记述,8月2日,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支持“血统论”对联者听说陈伯达的建议后,非常兴奋,并以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当天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的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导致了清华园内反对者的不满和针锋相对的辩论。

在这场纷争中,以清华、北大等学校为开端,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不少学校以出身为标准将人们分成两大主要派别,通过划分,出身“高贵”子女的父母更加英雄。这些“高贵”的出身包括: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时称“红五类”。与之相对的“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

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搭配在一起,紧束宽条皮带,成为红卫兵的标配,有些红卫兵还登上了黑皮靴,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不雅词语和不可一世的神态,俨然是流氓无产者。

不久后,北京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使“血统论”在社会上进一步传播。而利用红卫兵为自己冲锋陷阵的毛,则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民众。此举不仅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着对“血统论”的支持。

8月20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演讲,不仅高调宣扬“血统论”,而且也表达了对文革的一些看法,比如他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等等。

在毛的支持态度下,在谭力夫的讲话传遍北京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出现了“非红五类”学生被红卫兵集中起来看报纸、学文件的情况,他们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请假,回来稍迟一步,就会遭到白眼或呵斥。在下乡劳动时,他们要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还被剥夺了挂毛像,唱语录歌等权利,备受歧视和凌辱。但也有个别这样的学生为了自保,则主动去与红卫兵套近乎,并充当了红卫兵的打手。“血统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遇罗克批“血统论”

1942年出生的遇罗克,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被中共专政的资本家,这样的出身在1949年后无疑是“贱民”。据其家人回忆,小学时的遇罗克聪明好学,喜爱看课外书籍,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是老师们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小学究”,父母的好儿子,弟妹们的好兄长。

然而,随着父母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上了初中的遇罗克也受到了“另眼看待”。班主任开始将他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并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遇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甚至有一次竟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遇罗克的回应是:“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1959年,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因为出身问题而无缘大学。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因同样的原因不能上大学。上大学不行,参军更是没有资格,这让遇罗克开始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遇罗克陷入了思考。而早在读高中时,他就开始涉猎中外哲学著作。他如此说过:“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高考落榜后,他又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 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广泛的涉猎让他学会了思考。

1960年底,遇罗克响应中共当局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 1963年,他开始写一些影评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1964年,他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还自修了俄语和日语。生活的美好似乎在向他展开。

然而,政治嗅觉并不敏锐、不了解中共残暴本质的遇罗克很快遇到了大麻烦。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的支持。抱着为吴晗还击攻击的遇罗克遂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前一篇被退回,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另一篇则被删改后刊登,但遇罗克发现,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发,“破四旧”愈演愈烈。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上,这也就意味着,危险随时会降临。为了不让日记和读书笔记落入抄家者手中,而牵连家人,遇罗克将其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集自己思想精华的蓝皮的“北京日记”,内中有对姚文元和陈伯达等人的批判。他将日记委托给小妹遇罗锦藏匿起来。令人叹惋的是,遇罗锦在藏匿日记时将其不小心丢失,被一个红卫兵送到了派出所。

很快,东窗事发,遇罗克被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不过,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思考,那他完全可以活下来,但是当他听说红卫兵的暴行时,当“血统论”甚嚣尘上时,遇罗克再次拿起了笔,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他还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将文章刻印了100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并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遇罗克。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之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刊登,很快销售一空。该文被广为传播,并在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影响很大。

此后,遇罗克又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在与支持“血统论”的人进行辩论时,词锋犀利的遇罗克每每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为了博得毛的支持,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写信,呈上《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然而,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态为《出身论》定了性:《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遇罗克遇难及受牵连之人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在狱中他还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而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诗人北岛有这样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结语

可叹的是,红卫兵们在被毛利用并在毛实现了打倒刘少奇等党内高官的目地后,被强迫下乡接受改造,很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而对于“血统论”,毛后来又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其进行了批判。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再次彰显。

文革结束后,“血统论”的说法才逐渐消失。而曾经批“血统论”的勇士遇罗克则被后人铭记。#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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