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0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9月30日，《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未来局势研讨会》在纽约举行，政论家胡平在演讲中表示，习近平上台五年中，大陆局势有很大变化。习掌握了中共党政军中的绝对权力，并形成“习核心”，习思想和治国理念可能写入党章，他的反腐也引发中共高层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政论家胡平表示，从“十八大”至“十九大”，五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中共高层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习近平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他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江泽民在第一届任期的时候，由于后面有邓小平、陈云这些元老垂帘听政，他的权力当然非常有限。到了他第二届任期的时候，元老纷纷死去，江泽民的权力一度达到顶峰，可是江泽民对于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不敢动，所以他的权力因此也受到限制，至于胡锦涛上来以来一直受到江泽民极大的牵制，所以权力当然非常有限。”
他认为，等到习近平上台，江胡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就使得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江胡都没有过的程度，其他的官员一看到这个势头马上就明白，所以大家赶快向习近平靠拢，使习近平的权力迅速的得到增长。
“另一条原因就是在江胡时代所谓的集体领导，尤其是胡时代的所谓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使得所谓集体领导的弊端暴露无疑，因此等到习近平上台搞个人集权受到的阻力也相对比较小。”
个人权力已相当可观
他表示，五年下来，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并从下面几个方面都可看出来：
一方面，他已经在他第一任期之内就已营造核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人事任命上他可以打破常规。比如，他可以任命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而这个职务通常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的。
还有军队方面，军队历来是最讲究资历，最讲究级别的，习近平可以放着一大堆现成的上将不用，用一些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的人去担任只有上将才能担任的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可见他用人敢于破格，也就是说他在用人方面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再有就是孙政才的事件。一方面，孙政才落马非常迅速，而孙政才和胡春华一样被当作中共未来的接班人选。孙政才被打倒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否定了他的前任给他安排的隔代接班人的指令制度。
另一方面，官方公布孙政才问题的说法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大老虎”被打倒都是因为政治问题、政治原因，但公布的时候往往是淡化，也就是掩盖政治问题而突出他们的腐败问题。
可是这次对孙政才，明确把政治问题立于首位，换句话说过去中共当局借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到了现在干脆直接了当地清除异己，所以这也说明习的权力拓展。
习思想进党章？
“十九大”上将修改党章，习近平思想或治国理念可能写入党章并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官方舆论已多次向外释放这样的信号。
胡平分析：“我们知道从江泽民以来，中共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写进党章，并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行动指南，这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不足为奇。问题是怎么表述？什么时候写进去？这中间就大有讲究。”
他从表述上分析：现在的党章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写上人名的，而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章上没有提名字，显然就低一级。如果习近平思想或者治国理念写进党章，有他的名字，这一点他就已经超过了江和胡，达到了毛和邓相同的地步。
从写入党章的时间上，他分析，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写进党章是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江的所谓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并且列为指导思想，分别是在“十六大”和“十八大”，当时他们都已经退下来了。
胡平强调：“习近平刚刚连任，在他第二任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名字写进党章，这就非同小可，在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是这样。”
他进一步解释，但因毛已经死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握在别人头上了，别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这和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大不一样。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既然党章规定了他的思想是指导思想，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任何人反对他的话就是反毛泽东思想，按定义就是反党。
“所以在当年如果你的思想被写进党章列为指导思想，而你本人毫无疑问当然是这种思想的终极解释者，你说什么就算什么。如果现在就把所谓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写进党章，从此以后，他的每句话就成了圣旨了，反对他就是反党，这就取得了甚至超过于邓小平的这种权力。”
最激烈的党内权斗
胡平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倚重王歧山在反腐败的名义下展开了一场可以说是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地官场大清洗，并引发了自“六四”以来，最激烈的党内的权力斗争。
他认为，习的反腐跟当年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就不会引爆薄熙来。如果没有引爆薄熙来就不会扯出周永康，及后来一系列的事情。
他进一步分析：“即便习近平一上台就想大刀阔斧地反腐败，但是你面对的这么盘根错节、树大根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腐败现象，你从什么地方下手？你找谁开刀？就会非常非常地难办。”
他还表示：“王立军事件扯出了薄熙来、扯出了周永康，等于在整个腐败系统之间撕开了口子，口子一旦撕开了，接着撕下去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就有我们后来看到的这种反腐败。”
他进一步分析，中共官场腐败成风，中共上层尽管彼此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他们遵守了一条所谓“刑不上常委”，在这个级别上的顶端的那几位大老彼此就有安全感。反过来，如果要打破这个禁忌，你就要向对方下手，对方可能会反弹。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要把人家打到水里去，人家一扑说不定把船给搞翻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打倒的对手可能就对你构成极大的杀伤。
“所以这就是中共长期以来反腐败要限制一定范围的重要原因，以免使得最高层出现公开的分裂和对抗”，胡平解释。
“自从习近平打倒周永康，再接着郭伯雄、徐才厚两个军委副主席，一直到今天的孙政才垮台，显然就突破了这种禁忌，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党内相当一批人的强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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