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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 大陆影片入围伦敦东亚电影节

中国大陆导演李睿珺(右)与电影节总监Hyejung Jeon(左)在伦敦东亚电影节开幕仪式上。(舒雅/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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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1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舒雅、文沁英国报导)第二届东亚电影节于10月29日在伦敦闭幕,入围的华语片中,除了杨幂、霍建华主演的《逆时营救》之外,还包括一部由中国新锐导演李睿珺执导的《路过未来》。这部电影作为最近两年唯一入围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华语影片获得不少关注,同时还入围了东京、釜山、柏林、香港等国际电影节。

《路过未来》这部电影集合了看病难、医疗实验、买房难、大城市制造业衰落、农民工二代身份归属、整容等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把中国社会的缩影展现给观众。

电影播放之前,导演李睿珺在伦敦科林西娅酒店(Corinthia Hotel)的作家顶楼套房(Writer’s Penthouse)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人物:时代和欲望的牺牲品

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在深圳长大的年轻人。她的父母在25年前到深圳打工。随着年龄增大,父亲身体变得不好,和母亲又双双遭遇工厂裁员,于是全家决定回甘肃老家。但老家的老屋被人用作羊圈,经历了“土地流转”,土地被集中起来归少数人所有,大部分人则只能帮农场主打工。

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到附近的小镇重做建筑工人。杨耀婷看到这一切感到心酸,决定重回深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购买一套最小的房子给父母,但最终不得不与自己心中的理想擦肩而过,只得选择回甘肃老家。

《路过未来》电影海报(舒雅/大纪元)
《路过未来》电影海报(舒雅/大纪元)

庞大的群体:无法回避

在谈到《路过未来》的创作灵感和动机,导演李睿珺表示中国有两亿七千万农民工,如此庞大的群体,很多的电影工作者却回避这个题材,而他却无法视而不见。

自己的第二部影片《老驴头》和第三部影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有关农村留守老人的题材,第四部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跟农村留守儿童有关。中间父母一代人一直是缺席的,所以第五部作品《路过未来》主要关注这一群体。

李睿珺讲到电影中父亲的角色代表着为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第一代农民工。80年代以前,不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务工要有城市的亲戚开介绍、要有暂住证,不然会被遣送回去,在城市中没有合法身份的农民被称为“盲流”。

80年代之后,城市需要发展和建设,需要人力,这些农民又被称为“农民工”。而女主角杨耀婷代表的则是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长大,却没有大城市的身份证,这一个群体有着很强烈的身份缺失感。

电影中,主角耀婷只是想帮父母在深圳买一套最小的房子。为了凑首付钱接受了当医疗实验的工作,却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无法弥补的损伤。

故事灵感:因社会新闻而起

在问到为什么电影中会涉及到这个敏感话题的时候,李睿珺表示,在今年3月,他看到中国《新京报》用了三个版面,报导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2,000种药品中,有1,800种都是不合格的。

在中国,大的医院都有医学实验的工作。因为“试药工作”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的费用,因此吸引了很多从农村来的大学生。但同时,其中一些实验者的身体也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这反映现实中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想改变命运需要冒生命危险。

影片中女主人公杨耀婷的好朋友李倩因为迷恋整容,不幸在一场医疗事故中失去了生命。男主人公李新民从小在深圳长大,却用全部积蓄在父亲去世后购买了价格高昂的墓地。

他为了赚钱不得不违背良心,从事医疗实验中介的工作,为女主人公介绍试药的工作,最终导致女主人公身体损害。“电影里面的人物,最终变成了欲望和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李睿珺说。

李睿珺之前的四部作品都聘用非专业演员。《路过未来》启用了之前拍过多部叫座商业电影的女演员杨子珊做主演。李睿珺讲述杨子珊在看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之后受到触动,与自己一拍即合。拍摄过程中也非常努力进入角色。

记录时代努力拓宽审查界线

戛纳电影节首映之后,《路过未来》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李睿珺就经常被生活在海外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问到电影的创作是否只是通过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来迎合海外观众。

面对这些质疑,李睿珺笑得很无奈,他表示从中国第五代导演,到第六代导演,再到新一代年轻导演,无一幸免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李睿珺表示中国的记者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经过思考,只是机械式地重复着别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现状,就是人都没有思考的能力。”

“反映社会的现实、不公正、社会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的生活,本来是记者该做的事情。但现在反过来,记者要质疑一个电影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荒诞。”李睿珺很无奈,他说在戛纳电影节很多中国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说看不懂这个电影,但所有的外国记者却都看懂了。

在被问到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如何的时候,李睿珺表示一些动作片、情感片以及电影中的俊男美女似乎更加吸引人。中国观众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对那些影片表达强烈的不满,一方面还是想要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被迫的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李睿珺说。

但李睿珺也说到,现在在中国,仍然有一群文化工作者,通过写作或电影的方式表现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拓宽审查界线。“只有不断地去努力,才有可能去改变。”李睿珺说:“审查就像一根橡皮筋,只有更多的人努力工作,橡皮筋才会被撑大,如果我们都不工作,那就会捏得很紧。”◇

责任编辑: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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