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故事 3 逃离与留下（1）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Pixabay CC0 1.0）
我最后一次见到莉拉是在五年前，二○○五年的冬天。那天一大早，我们沿着通衢大道散步，就像在这之前好几年来一样，两人都觉得不太自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话，我记得。她只哼哼啊啊的，一面和不理会她的人打招呼，偶尔几次打断我，也都只是发出惊呼声，而且和我讲的话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这些年来发生太多坏事，有些甚至很可怕，为了重拾往日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讲出心中隐藏的秘密心事，但我没有力气去找话来说，而她虽然可能有力气，却没有欲望想讲，因为不觉得讲了有什么用。
然而我还是很爱她，只要回到那不勒斯，我总会想办法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有点怕她。她变了很多。当时我们都有了年岁，但在我慢慢变胖的同时，她却永远还是那么瘦。她的短发是她自己动手剪的，满头白，不是因为她刻意如此，而是疏于照顾。她脸上皱纹很多，而且越来越像她父亲；笑声神经兮兮的，简直像尖叫，讲话的声音也太大。此外，她讲起话来也总是比手画脚，每个手势都断然用力，看起活像是要把房子、街道、行人和我切成两半似的。
我们走到小学的时候，有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追上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她嚷着说，教堂旁边的花圃发现了一具女尸。我们匆匆赶到花园，莉拉抓着我挤过群集的好奇旁观者，粗鲁地开出路来。侧躺在地的这个女人很胖，身上穿着过时的深绿色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但我没有：这是我们的童年好友姬俐欧拉．斯帕努罗，也就是米凯尔．梭拉朗的前妻。
我已经好几十年没见过她了。那张漂亮的脸孔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巨大。原本是褐色的头发如今是刺眼的红色，虽然还像以前那样留得很长，但已经变得稀疏，散落在松软的泥土上。她一脚穿着陈旧的低跟鞋，另一脚是灰色的羊毛裤袜，脚趾部分破了一个大洞，鞋掉在几公尺之外，仿佛因为疼痛或恐惧而踢掉了。我立时哭了出来，莉拉则用很火大的眼神看我。
我们坐在附近的长椅上，默默等着欧俐姬拉的尸体被运走。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我们到莉拉家，也就是她爸妈原本住的那幢旧公寓。现在她和儿子黎诺住在这里。我们谈起我们的这个朋友；莉拉对她没什么好话，批评她的生活，她的自以为是，她的背叛。我听不下去。我想起那张侧卧在泥土上的脸，那头稀疏的长发，那白白的头皮。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女孩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人世，因为疾病，因为她们的神经系统无法承受痛苦折磨，因为她们鲜血流尽，了无生息。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这样无精打采地坐在厨房里，谁也提不起精神清理餐桌。后来我们就又一起出门了。
冬日晴朗的太阳让大地万物显得一片祥静。尽管我们都变了，但旧街坊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低矮的灰色房舍犹在，我们玩游戏的院子，隧道口，以及暴力，也都还在。但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一座座绿色的水塘已经不见了，旧罐头工厂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亮的玻璃摩天大楼，彰显着以前没有人相信的灿烂未来。这些年来，我目睹这些改变的发生，有时候非常好奇，但更多时候浑然不在意。小时候，我曾想像街坊之外的那不勒斯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例如中央车站旁边的那幢摩天大楼，许多年前就曾经让我惊叹不已。起造的时侯，那一层一层叠高的建筑骨架看在我们眼里非常之高，就在那座野心勃勃的中央车站旁。走过加里波第广场时，我是多么惊讶啊：看，这有多高啊。就在我们走向海边，走到富裕区域周边时，我对莉拉，对卡门、帕斯盖、艾达、安东尼奥，对当时所有的同伴说。我心想，大楼顶端住的一定是天使，他们会让整座城市洋溢喜乐。爬到上面，那腾云驾雾感—我肯定会满心欢喜。这是我们的摩天大楼，尽管不在我们的街坊里，但这是我们一天天看着成长的东西。但那工程停止了。我从比萨回来之后，车站摩天楼不再是个城市复兴的象征，更像是另一个孕育低效能的温床。
在那段期间，我坚信我们的街坊和那不勒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抑郁不安从这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毫无阻碍。无论何时回到这里，我总会发现这城市的懦弱，没有骨气，无法承受任何的改变，不管是季节、热气、酷寒，或者—尤其是—暴风雨。看看加里波第广场是怎么淹大水的，看看博物馆对面的美术馆是怎么崩塌的；这里曾经有过土石流，有过大停电。我记忆深处还牢牢记着那黑漆漆的街道，充满危险，交通紊乱，路面破碎，处处积水。阻塞的水管破裂，水流得到处都是。山坡上挤满太多脆弱的新建筑，底下被掏空，流下一道道的水、泥流、垃圾和秽物，冲进海里。人们因轻忽大意，因腐败贪污，因滥权暴行而丧命，然而在每一次的选举里，却都还是热心支持那些让他们日子更加难以忍受的政客。只要一下火车，我就在这座我生长的城市里步步为营，很小心地只说方言，仿佛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你们的人，不要伤害我。@（未完，待续）
──节录自《那不勒斯故事3逃离与留下》／大块文化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