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1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萧律生采访报导）11月8日是中共规定的记者节。陆媒刊文表示记者的工作很辛苦。不过，中国前媒体人均表示，相较于体力上的辛苦，记者在新闻写作上的不自由与被中共打压、判刑更让人痛心。
据大陆微信公众号“财经记者圈”8日报导，在作为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的记者节，记者们不但得不到假期，反而要奔赴采访现场或奋笔疾书。记者除了加班、出差，在风里、雨里、节日里还需要工作。
中国前媒体人朱欣欣、魏桢凌均表示，记者所在单位多是事业性的单位，工作强度和压力方面，相对于中国其它竞争激烈的行业来说，要轻松一点。但随着现在传统媒介市场下滑，网络新媒体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竞争压力较以往也越来越大，记者的工作强度也会有所增加。
然而，他们均认为，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而言，党让你说什么才能说什么的不自由才是令人感到最痛苦的。
朱欣欣告诉大纪元记者，新闻全得先是编辑部主任批准，才可以去采访；新闻出来要登报的时候，编辑部审查过关后才能刊出；敏感事情官方定性了，方可写稿。他发现，当时诸多报导内容，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就是被条条框框限制住，不允许报导真实情况。
朱欣欣想起最先在河北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时的事情。那时，石家庄市日报社的一个同事，在公交车上发现有小偷在偷人东西，就报警了，后来还站出来指正小偷嫌疑人。“我们想报导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结果上面为了不影响城市形象，觉得报出有小偷不好，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了。”
他还记得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县的一篇来稿，是讲当地下冰雹的时候，防雹部门由于一再延误发射防冰雹炮弹的时间，导致农作物损失量大。他说，作为地方宣传部门送上来的稿件，河北广播电台也得等到有确凿的“指示”，官方让评论了，才可以报导出去。
1999年末朱欣欣又在河北教育报当过一年记者：“报纸实际上都称不上新闻，都成了领导们政绩的宣传品。”他表示，报导内容不是赞扬领导们认可的优秀教师、专家学者，就是结合一些节日，例如教师节去做吹捧的采访。
至于现在，朱欣欣的媒体朋友告诉他，中共对媒体的监控依旧很严，媒体记者的日子更难过。“在经济上让你挣不到钱，在稿件的撰写上很难受，得给他们干活。还不如卖身的妓女。”他说。
对此，主要采写经济新闻的前浙江青年报记者魏桢凌也深有体会。他表示，写稿多是按照官方的政策、要求去做，唯一一点空间就是在专访商人的时候。但是“跟官方不一致，一点也不会让你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发不出去”。
魏桢凌表示，在大陆，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必须按照规范报导；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以某个集团的利益为准，这才是当记者痛心与悲哀的地方。他说：“党的统治权为大。不是有种说法，中共有几万名的新闻记者，写的只有一篇文章。而外国有几万记者，就有几万个不同的角度。”
他认为，在记者节，本来是要体现新闻自由、真实的节日。然而，在中共统治的中国，这一点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起到监督官方的作用；对敢讲真话记者的打压从未中断过，形式变得更加多样。
魏桢凌表示，二三十年前，新闻领域的惩罚最多是撤职，不让你再做记者；后来不仅是让你丢掉工作，更有威胁、拘捕、给记者判刑，还有一些让你想不到的办法。
2017年9月，一位曾报导湖北武汉二十多名大学生失踪的记者王涛，被中共当局拘留三十多天。
2011年，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于当年9月18日在单位附近遇刺身亡，曾有媒体报导，遇刺的原因是他生前关注中国“地沟油”的调查。
2000年12月16日，至少十多位身在大陆的大纪元记者被判处从三年至十年不等的重刑。据本报当时报导，其中大多数是名牌大学学生和高级青年知识分子，一部分是法轮功学员。
魏桢凌说：“大陆有良知的这些记者，处境都比较艰难。新闻要真实，不成为喉舌，就需要抗争，尤其是反映不公平的事实时，是要有勇气。”#
责任编辑：李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