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1月18日讯】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21.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真相？
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用革命的方式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免于剥削。
私有制被革命后，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出现了财产在名义上（抽象的）归于国有（公有），但实际支配者却是具体的掌权者（官僚）。当这些无主财产被国家掌控后，人们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于这个体制。
私有制被否定后，不单财产，人身自由及一切权利都变得更容易管控，这就为新的奴役和压迫大开了方便之门。掌权者像所有人一样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们会利用名义上的公有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新的剥削和奴役就会出现，而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与垄断之上的。
至此打着反压迫的名义压迫、打着反剥削的名义剥削开始大行其道！革命者未必不明白这一道理，但为了自己的目的，往往把谎言当成真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作为一位学者，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作品主要是《资本论》。而《资本论》这部著作成书于马克思的晚年，马克思一生涉猎广泛，不过直到四五十岁才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诸如所谓马克思主义包含的一些文章均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此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过是二十几岁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性、哲学的观点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理论积淀，凭着对政治的热情、功利、狂热及盲目，其早期作品往往缺乏真正的学术思想内涵。后来这些文章被一些野心家为着各自的目的“六经注我”，结合时势编纂成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流行于世。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彻底将人物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当中，人往往作为手段被无情地加以对待，具体的人、人的尊严、人性诉求被抽象的集合概念及乌托邦理想所抹杀，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性与人道问题毫无人性、人道可言。
22. 左派、右派与中国的左右之争是一个假问题？
答：左派、右派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左派、右派从革命学说来划分，左派以经济上中下阶层为主体，通常主张一些激进的变革追求社会公平。右派通常保守一些，主张维持现状，不主张剧烈的变革。因此，以革命自诩的左派指责拉历史倒车的右派为反革命。如果左派不注重程序正义仅仅是追求抽象的所谓平等、平均主义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乌托邦。但是左派在一些国家有个嬗变的过程，从民粹主义转变成为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右派则嬗变成为崇尚自由、循序渐进、程序正义、保守传统的政治力量。
当一个国家确立起宪政民主政府之后，基本的自由人权和社会保障通常作为左、右的一个共识、共同的底线。在此基础上，面对政治市场需求，在一个积极人权和消极人权的政策主张上略有差异，左右相互博弈竞争，有助于完善政府功能。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站在各自的角度，双方的分歧一般在有限政府的责任划分上，通常左派倾向于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行政干预，右派倾向于减税、低福利、市场竞争、限制权力。基于自由人权为核心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政府作为社会契约物，左右竞争导致政府的权责相对应，权力大则责任大，权力小则责任小。每个国家的左派、右派的涵义不尽相同，语境不同，结论不同。由于欧美是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乌托邦在社会政治中已被边缘化，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主导。自由主义就成为左派、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右派。左派、右派在政治学上的划分也是动态的。真正的左派和右派，都要权责相一致，奉行自由主义的倾向于把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限制个人权利，给政府有限的权力，同时政府的责任也较小，而左派则反之。中国的左右之争是一个假问题，中国的真问题是专制与民主之争。没有解决专制权力则一切皆处于反动之中，实无左右可言。
23. 公平与效率及和平民主的经济分析？
答：专制统治者及其奴仆总是善于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其实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是一个假问题。公平恰恰是效率的基础，只有在一个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的环境下，在一个相对开放与竞争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按照人的具体需求完成资源配置，而且人是目的，其它方面都是手段，也才能致使社会的各项事业得到充分长足的发展，才有效率可言。否则所谓的效率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结果，是提高了奴役的效率，满足了少数人的效率，对公民个体、人的尊严有害无益的效率。
比如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关系，在一个社会里面，首先每个人都有做蛋糕的权利，即人的私有财产权和追求幸福权，同时每个人对自己做的蛋糕有充分的自主权、分配权，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可以让渡一部分由社会来统一分配。政府不是做蛋糕的主体，因此它没有权利分蛋糕。可是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做蛋糕者实现分蛋糕的权利，蛋糕交由市场分配，依靠自由交易来完成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这既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满足了人对蛋糕的需求，又是相对公平的，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社会中最不坏的一种方式。而如果政府越位强制参与到分蛋糕当中来，既破坏了做蛋糕的积极性，也打破了分蛋糕的公平性，只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蛋糕则处于危险当中。人们通过法律体系来适当解决分蛋糕和做蛋糕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就是无为而治，充分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自然权利，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自由选择，而不是靠政客的分蛋糕来主导世界。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各种追求结果的平等、绝对的公平、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激情理想主义最终不仅导致效率的低下，造成人们产生依赖思想、将一切交给政府，自由的丧失致使人们不再需要也无法创造财富与价值，并进一步走向仇富心理，带来结果上更大的不平等及普遍的压迫与剥夺，一场场深重的社会灾难随即发生。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所谓经济奇迹，一切以独裁专制权力为支撑的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夺与洗劫，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发展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对人的尊严、一切良善、人性的扼杀与泯灭，人性的正当需求所有价值遭到扭曲绑架，无论从资源、环境还是人的异化，再任其发展，无异于反人类本身。这种经济作为独裁专制罪恶的一部分，最终成为黑色经济、邪恶经济，最终形成人民币价格由房地产支撑，反过来超发人民币再支撑房市的恶性循环，房地产这个超发货币蓄水池已到达极限。以房地产为道具花样翻新的种种信用透支工具早已穷途末路。在其溃败以前，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拚命转移财富，将中国洗劫一空，专制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管控手段，进行楼市冻结、汇市冻结的方法来应对崩盘，下一步不排除直接进行金融管制、流通环节乃至居民提现的冻结，但是这无异于经济上的自杀，导致以资本驱动的市场瞬间失去支点，所有的投资、消费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近年来，失业率和隐性失业率达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极致。房市崩盘、人民币崩盘、专制政权崩盘三者都将是大概率事件，而任何一方面这种情况发生的效应均等同于另外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如果房市崩盘，人民币必然崩盘，随之政权崩盘，三者有同等意义具有正相关性。
24. 和平民主与国家恐怖主义？
答：专制独裁面临全面危机的到来，要么改弦易辙走向和平民主之路，要么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实行全面法西斯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这两者必居其一，定要发生在历史上。与此同时，专制统治者也时常以某种伪善的面目出现，它的两面性极具欺骗性。国家恐怖主义是专制赌徒的一场豪赌，一旦发生全面国家恐怖主义，大家不要被红色风潮所吓倒，搞国家恐怖主义者不得人心，其背后的专制力量不足以长久支撑，而反抗的力量会异常迅猛地反弹崛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制统治的末日将加速到来！
25. 和平民主的对手？
答：所谓和平民主的对手不是指具体的人或团体派别，而是抽象意义上的错误价值取向，是人性之恶。近现代民主化发展史近乎于一部精英共和抵抗专制独裁与民粹主义的历史。专制独裁往往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阻挡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因此和平民主的主要对手就是专制独裁和民粹主义。为延续专制权力既得利益，专制统治者操弄民粹主义、利用民粹主义为其合法性背书，仇恨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两大法宝，对内搞阶级斗争、族群分裂对立，一手煽动仇日反美反帝，盲目排外制造反华势力，一手以反恐之名压制异己。另一方面，在野力量伪精英们蠢蠢欲动，利用民粹主义忽悠大众攫取权力操之在手。
民粹主义即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实际上缺乏公民个体自由、尊严与人权的理念，往往是一种对抽象的人民的非理性崇拜和虚化的集体主义的情绪。民族主义在近代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思潮或运动，其集体主义的倾向往往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鼓噪与煽动往往成为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
精英共和与民粹主义专制独裁的较量，尽管时常伴随党派之争、集团利益、国家民族矛盾，但以自由主义、人权意识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代表的精英政治这一历史意志与专制政客主要以欺骗手法操弄民粹主义之间确有本质区别。一个是启蒙的方式要有针对性，抽丝剥茧，抓住症结所在，扭住民主与专制这一根本矛盾，作为一个主线不为所扰，另一方面要开创一种利益机制，因势利导，能够引领更大的力量参与到和平民主事业当中来，一个社会要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成熟就必须克服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专制功利主义较量的历史一再上演，从精英共和到普遍民主的阶段递进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从精英共和到大众民主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对民粹主义的完胜，一个社会必须历经无数次创痛蜕变才能完成这个历史进步。消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启蒙的一个主要任务。
民粹主义倾向在转型时期必须得到有效抑制。和平民主运动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理性包容的立场。它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还是规律。对于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机器采取暴力对抗使人民遭受严酷镇压并非明智之举。对于暴政与不公，人民的自卫权、反抗权不容否定。坚持和平民主立场，主动放弃暴力反抗权，放下暴力斗争乃至一切防卫，坚信善的力量是一种自觉选择。这一单边立场不因时局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对手的改变而改变，不单在专制权力的瓦解过程同时贯穿于民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包括公民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以超越性思维爱你的敌人、博大包容、仁慈良善的境界，和平民主运动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主张、积极建设乃至某种必要的代价以培养唤醒体制内外具体人的人性良知，影响驯化国家机器社会理性。暴力与非暴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道义上的要求。暴力与非暴力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意志的体现。从专制极权社会到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变根本在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需要更多公民自觉走向和平民主道路，积极推广传播和平民主理念、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只要把和平民主理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法干扰整个社会的和平民主趋向。大风暴来临之前，和平民主力量为避免暴力崛起、流血冲突策行筹谋。
在社会各阶层体制内外各力量的加速重新分化组合面前，和平民主运动的精英共和方案首要在于争取中产者、社会中间阶层。和平民主运动为突破专制权力的垄断局面实现精英共和、权力制衡奠定现实力量。和平民主的道义诉求必然吸引一大批体制内从道不从君的良知正义人士。专制统治的加强无疑在成就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将产生更多不得利益者和利益损害者。二者的挑战与反抗，专制体制依靠的利益维系，总体利益相悖的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其利益在各个点上的分歧、专制权力内部的厮杀裂变当中都是和平民主力量突破的空间。体制内做体制内的事，民间做民间的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僵化的专制体制显然无法提供市场满意的产品，在政治市场、思想市场里的宪政方案最终由精英共识决定。和平民主运动就是要求民间走出路径依赖、社会走出路径依赖，实现自立自治终结权力崇拜。在实践中，摒弃敌我政治思维，建立具有超越性包容共建竞争的政治思维，精英共和绝不应成为专制权力假改良之名拒斥变革的借口。（未完待续）#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