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12日讯】文革期间在中国的城乡，除了朝晚表“忠”外，还有一样是少不了的就是“忆苦思甜”，意为不忘旧社会的苦，感恩新社会的甜。那时常常开大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人上台，回忆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思念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提高政治觉悟。
忆苦大会，充斥着激昂的革命口号，人们席地而坐跟着狂喊。劳动者白天日晒雨淋一整天，晚上还要开会至深夜，疲态尽现。但又不能丢盹瞌睡，怕被发现，一顶“阶级敌人”的帽子盖在头上。可想而知有多么无奈。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因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扩大化，揪斗、揭批暂停，电建公司军管会无事可做，频频开展“忆苦思甜”活动。
那时，北京出了个忆苦标兵陈占武，名燥华北。陈占武是文革期间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的指导员。他有一篇著名的忆苦报告，到处流传。电建公司军管会搞来了他的录音报告，放给406工地的职工们听。因为内容新奇，我至今还有印象。
陈占武的故事从1933年讲起。他的家里有祖父母、父亲、三个伯父和两个姑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家住在一座破庙里。后来日本鬼子抓壮丁，在地主的引导下抓走了大伯二伯。大伯组织共产党员和鬼子斗争，被鬼子用铡草刀铡死；二伯被关在屋子里烧死；地主又抢三伯给他家放牛，怕他为穷人报仇，又把他捆起来淹死。
爷爷病死后，地主又用15斤高粱将他父亲买去当奴隶。他父亲被捆在大磨上，当牛做马、挨皮鞭。日本强盗为了做实验，又把他的两个姑姑抓走，在破庙里支起大锅，把两个姑姑的肚子割开、挖掉心肝、扔进油锅。从此，家里只剩奶奶讨饭度日。好不容易熬到了1938年，他母亲嫁到了破庙。狗地主又在生下他三天后抢走了母亲给他们当奶妈，不用时关进水牢。母亲在地主监狱墙上掏了个洞逃回家中又被抓回，遭受酷刑折磨而死。此后他一直跟着奶奶讨饭，奶奶死后，他到了地主家，从“隧道”钻进了磨坊，看到他的父亲脖子上挂着铁链，拴在那儿推大磨。这种苦日子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
我当时听了有点疑惑：日本鬼子确实拿人体做过医学实验，如731部队。但从未听说还有把小女孩放在油锅里炸的实验，而且是当众进行，唯恐罪行不被人看到。
陈占武的父亲于1936年18岁的时候被卖到地主家，拴在大磨上推磨，失去自由。报告人是1939年出生的，他在几岁（也许十来岁）时到地主家？看到他的父亲仍然脖子上挂着铁链，被迫在推大磨。报告中没有说明在1938年，这位一直拴在大磨上的父亲是怎样娶妻生子的。
陈的母亲被抓回地主家，关进水牢，还在水里放了辣椒水，“疼得我妈叫天天不应。”（那该放多少辣椒水？）折磨够了，又下了毒手：“把我可怜的妈妈吊起来用皮鞭、钢丝鞭打得死去活来，头发一缕一缕地被他们揪光了，头上给钉了两根竹签，烧红了铁铲和铁棍烫我妈妈，用烧红的铁棍从我母亲前心穿到后心，又烧了壶开水，从我母亲头上往下浇。”
最为不堪的是，陈占武说他幼年的姐姐被地主用水银灌死，给地主婆做陪葬。我当时就是听到这里开始不相信的。
后来，我还听过不知是从哪里请来的贫农张大娘的忆苦报告。她说：“……地主婆走到我身边，先用手捏住我的乳房往外挤，把奶水挤得冒出一尺远，才把娃娃抱来吃……我每喂一次奶，她就要挤一次。”
我对此事也充满疑惑：为什么要把人奶先挤出一部分，再喂小地主？难道“旧社会”认为人奶的后半段更有营养？ 或是效仿护士打针前的动作？
她还说：“地主陈老三弄了一副木夹板，夹住乳房往下挤。我的乳房被挤得浮肿发红。陈老三怕我回家给孩子吃奶，两个月才叫我回家一趟。临走时还得用铁丝把乳头拧住。孩子见娘怎能不要奶吃？我老公把铁丝环弄下来，孩子吃完再拧上。回来陈老三一见铁丝变了样，逼我跪在砖头上，用皮鞭抽得我遍体鳞伤。”
看来当一个地主的确不容易，他不但需要用木夹板亲自上阵去夹奶妈的乳房，还要研究怎样用铁丝去锁住乳头。而该奶妈不但每次不加反抗地接受夹和拧，还要赶着回来上班，实在是匪夷所思。更无法想像的是，她的贫下中农丈夫明知妻子的乳房天天被地主夹和拧以至于红肿，不仅无所作为，还帮忙把铁丝卸下再装上，然后目送她回地主家接受检查，天下有这样的丈夫吗？
每次忆苦会，就数军管会的战士哭得最凶。他们不但一个个号啕大哭，而且都哭成了泪人，揩眼泪的手帕能挤出水来。在他们带动下，我们一些人也都泣不成声，军管会的领导则再三强调：“哭不哭是革命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
一天，我遇到了大会上哭得最凶的那个战士，问他是如何哭出来的？他先是“嘿嘿”一笑，支支吾吾不肯说，最后经不住我再三追问，才从衣袋摸出一个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要哭出泪还不容易？每人发一个这玩意呗！”我一瞅：他手上拿的是一个朝天椒。
那天，电建公司供应科的老云也失声痛哭。会后我问他缘由，他说：“我是想起了我被打成内人党的事情，才由不住哭出来的！”老云系土旗蒙古族，在清查“内人党”过程中受尽摧残。当时对审查对象所施行的酷刑之恶毒、残酷、非人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听说过的纳粹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这些普通人难以想像的黑暗内幕，我难以在此描述。
也许是受雷锋同志的启发，许多忆苦者在做忆苦思甜报告时，都义愤填膺地揭露地主分子对他们母亲的强暴。有一个甚至说，地主把他母亲关在家中，与自己的三个儿子争相强奸……忆苦者文化不高，不懂得取舍，把那些地主强奸的生理细节描述得十分详细，等于给我们这些正处于极度禁欲状态的少男少女，上了一堂从来不敢想像的性启蒙课。他们在台上慷慨激昂、高声大嗓地滔滔不绝，台下却是暗流汹涌。女工们全都低着头，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男工们则一个个交头接耳，有些爱捣蛋的坏小子还时不时地发出怪笑，弄得会议主持人脸红如布，不知该如何是好。那场面，像极了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方鸿渐留洋归来，去母校做报告时大谈梅毒与鸦片，急得老夫子校长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我还听过一个军管会战士的忆苦思甜报告，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的父亲给地主放猪，住在猪圈里、吃猪食。是毛主席解放了我，让我参了军，现在我能娶上媳妇，一定要感谢党和毛主席，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
他还说：“我结婚时，部队的领导送给我们小俩口儿一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其他战友也都送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天午间，我端来了一锅猪食，与亲朋友好在猪圈里吃起了忆苦饭。虽然味道不佳，但大家都吃的很香甜，都说参加我的婚礼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最让人解气的是军管会政委的一次忆苦，体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造反精神。他说：“那个狗地主，太不是东西，那天，领着狗腿子把我抓去，逼着我给他当长工。要我天天下地干活，不干或干慢了就打，还不给饭吃，不给工钱。我恨透了地主，不时地反抗。有一次，我和几个工友把这个狗地主给暴打了一顿，这狗地主从此老实多了，再不敢让我干活，还给了我好多工钱。后来，老东家只好领着他家的狗腿子们下地干活了，我为穷人大长了志气。”
这位政委说：“可恨的八国联军，我爷爷刚刚八岁就被他们给杀掉了！”
这位政委还说：“你们不知道美国人民的生活有多苦，他们连山药蛋也吃不上。吃啥？吃草！像白毛女，连盐也没有。要不他们怎么头发发黄、眼珠发蓝？”“我们的卫星上了天，往地球发回东方红乐曲，弄得美帝头子抓耳挠腮，说，他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怎么那么先进？命令中央情报局局长，无论如何要窃取到中国的技术。”听得我们这些土鳖们目瞪口呆。
在忆苦会结束时，他劝慰我们说：“在座的青年人都很有前途，将来世界革命成功了之后，说不定哪位会当什么非洲洲长、欧洲洲长呢！”
其实，每一次革命，都被投机分子看成向上爬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只要说最极端的话、干最离奇的事儿，就能够受到青睐、得到提拔。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每一个政治明星都是最“左”的、最稀奇古怪的“新生事物”的发明者。不过，不是每一个使出这些“绝招”的都能够得到提拔，那个最革命的婚礼的新郎倌就没有因此而升官儿，甚至都没有转业留在包头，最后竟然复原回老家修理地球去了。
后记：
那时，为了再现“旧社会”的悲惨情景，忆苦人往往找来一件破旧衣裳穿上，腰里缠上一截烂草绳，拄上一截枯旧木棍，再牵上个蓬头垢面的小孩子。人们见到此情此景，便集体入戏。哪怕忆苦之事破绽百出，观者也万万不敢有半点质疑。谁都知道这与“阶级斗争”相关，非同小可。
有时，开忆苦会时还要吃忆苦饭。那时电建公司食堂每年要喂十几口肥猪以备过年，猪饲料多为糠麸烂菜叶，组织者便把猪食作为忆苦主打食物。忆苦饭粗砺难以下咽，有人仰脖强行咽下一口，未及入喉便吐了出来。事后，年轻工人感触道：幸亏生在“新社会”，免受吃糠之苦。#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