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大家又谈论了一会，相互有赞美的，也有批评的，虽言论够不上专业水准，但总有些提示作用。
古人有中年而后不谈诗、不写诗的，可见为诗之难。历代诗人如云，一并搜肠括肚，好句子都让他们弄去了，我们这一帮小小书生，只得呀呀学语，收拾些残山剩水。好在初生牛犊之气正盛，因此而使得聚会快乐，充满人生真趣。
后来鲍士奇拿出一叠纸，说：“何教授学贯中西，对我们的作品，给予了鼓舞，有的校正得很细。但终就年老体弱，无法一一细究，过两天我们请古丽刻印，大家要当作教材学习，今日之作，明天我就拿去请教。”
大家领回教授更正的诗作后，反应不一，有的直啧嘴，表示饮佩，说：“到底是名学者，轻更一字，便使小诗顿生十分生气。”
有的自言自语道：“我们平时自以为肚里有些墨水，谁知往大观园里一放，自己竟成了刘姥姥啦。”
张武高声道：“功夫，功夫，这下我才明白。”
王雯丽说：“功夫固然重要，情性更为基础。无灵性则无诗歌。”
此刻也有人不大服气的，认为教授对他们的诗评的不公，改的不妥，徐文、唐英、水芳、王文贞皆属此类。徐文说：“我看教授不过如此。”王文贞说：“何教授本非诗人，我看他这里就有说错的地方。”
金芙蓉批评徐文轻狂。
鲍士奇对王文贞说：“教授年纪大了，又挨了十年文革的折腾，一副病体，现在又承担了许多教研编修的任务，一时记错也是免不了的。以他的声望，能帮助我们很不错了。”
王文贞听后，心里倒也服气了，只是以笑脸、点头表示接受鲍的委婉批评。
古丽在一旁，悄悄问我：“那何教授的底细，你知道吗？”
我小声说：“何教授四十年代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任教，五十年代初，踏上最后一班回中国的船回到北京。朝鲜战争时，此公罄历年积累，捐了一架飞机的钱。文革开始，即挨揪斗，官方说他是外国的特务。
殴打、批斗、游街、重体力劳动的惩罚等等，酸甜苦辣，样样尝遍。其妻不堪如此污辱、虐待，一开始便跳楼自杀。他自己被打入牛棚，养猪、放羊、看鱼塘，一干就是十年。
老百姓对他很好的，时常省下三、五个鸡蛋，一、二斤油，给他。虽病倒过几次，好在没有死，三灾八难的都熬了过去，现在一经平反，当然仍是教授。
听说在河南的十年，一直是手不释卷，时常达到入迷的地步。有天，怀抱朗曼英文大词典，坐在树下看渔塘，谁知一塘鱼被人偷光，他还不知道。”
古丽说：“难怪那么博学。在我的那张纸上写了一大串诗论哩，有《古诗源》、《诗薮》等等，还将我的诗译成了外文，其中我认得一种是法文，另外几种外文我见都没见过。”
不知谁说了声入夜了。大家这才觉得，夜幕早垂巨翼，四周朦朦胧胧，于是就散了。民院的人一起回去了。瓦娜似与杨红蔓有说不完的话，一道去了教育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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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八一年春季，北国季春，比不上江淮。师范大学的海棠园，原先一片芳菲，如今纷纷零落。
一天，张武到我宿舍，说是来辞行。我不解其意，他说：“我念了二、三年书了，觉得用处是有，但中国的读书人被书本误掉的太多，本来所学甚浅甚稚，加上到社会后不得不随俗浮沉，有几个还能真正成材呢？纵观历代书生，避世者惟得自静，入世者多为官奴。我决心摆脱这样的恶运。我已接受江南友人的邀请，去那里当采购员，月薪一百多元。”
我说：“是车上遇到的那俩人请你去的么？”
张武说：“对。自我前年与他们接上头后，我家的亲朋在新疆替他们收毛皮羊毛。他们得大利，我家也挣好多。我看我们由做生意介入社会改革，是最实际的了。将来要是发财了，岂不比干靠几个死工资更能解决点实际问题么？”
我听了有些惋惜，说：“明年毕业后再去不行么？”
张武说：“老兄岂不闻‘君子见几，不俟终日’的说法么？等到明年，这机会还不早跑到谁的手里。”
又说：“时不我待，论毕业，人的一生哪里有毕业的时候呢？我想趁大家都还没往这个领域琢磨的时候，来个捷足先登。这也是制人机先吧。”
我知道他做事一向果断，说干就干，颇具坐言起行的男子气概，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问些如何起身以及今后如何联系的问题。
几天后我们师大的一班学友、诗友为张武饯行。饭桌边，张武言辞激昂，深得众人饮佩。鲍士奇口占一首短诗：
春风送暖兮大气和，男儿举酒兮猛唱歌。
送我友兮南征，羡我朋兮良谋！
木子萍此时腿伤已好，席间有些不安态。我想她与张武是一对情侣，马上要人分两地，心里当然不是滋味。鲍士奇大概也看出她的心情，便提议散席。
临别，张武又对我说：“这次去江南只是练兵去的，将来社会必迅速发生骤变，经商赚钱将成为许多人的主业，到那时我再作随机应变。有了物质的力量，我们将来才有力量对社会实施有力的影响。”
鲍士奇过来说：“此去，正是张兄的职责。词章小道，文人的余技耳。兴利除害，方是男儿本职。”
我说：“知行俱捷者，要数张武老兄。”
张武走了第二天，王文贞、李少川在饭厅见到我说：“木子萍家出事了，我们去看她吧。”
我问：“什么事？”
他们说：“才接到电报，说是她的家乡发大水，父母当时在低洼地干活，山洪甚猛，将人冲走，水退之后，乡亲在十几里外才找到尸体。木子萍现在哭得很伤心。鲍士奇、杨红蔓、水芳已去她的宿舍了。”
于是我们快步去了女生宿舍楼，见木子萍躺在床上，眼睛都哭肿了，周围有几个同学，或拉住她的手，或用毛巾擦她的泪水，或轻声安慰她。好一阵子后，木子萍睁开眼，说：“明天我就回去，父母一死，底下六个弟弟妹妹，怎么过呀？”
蔓、芳也在一边垂泪，说：“好不容易考上学校，中途辍学，太可惜了，我们等会打个电报给张武，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
鲍士奇说：“电报可暂时不打，反正我听说了张武走时，丢了些钱给你的，你先回老家，安置好了，再给我们写信。”
又有几个女同学劝她缓几天再走，怕目前这样的身心路上生重病。木子萍怎么也不同意，说：“我的六个弟弟妹妹很小，不要说现在有火车、汽车，就是步行我也要立刻返乡。”
说着，挣扎着起来收拾行李。水芳说：“我陪你回，好不好？”
鲍士奇说：“这样很好，少川兄，你辛苦一趟，去买二张西宁的火车票。”
个把小时后火车票买来了。我们几个男生帮木子萍与水芳的行李包整理好，又安慰了几句，便离开了。
次日，大家送木、水二人，木子萍含泪上车，一直到火车开动时，才离开门。火车跑了老远，我们还能听到木子萍的呜咽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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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