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05日讯】
一、不稳定的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是家族统治而不是阶级统治，没有贵族阶级与皇帝同甘共苦，皇帝只是“孤家寡人”，除了皇帝家族，其它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群体巨大，力量也巨大，而且很容易联合，皇帝没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住被统治者的反抗，所以中央集权制超不稳定，因为它是“上小下大”型，上面的力量不足。不标准的封建社会——姬周王朝也比中央集权制的任何一个王朝都长寿。
民国时期，中国有个乡村建设派，否认中国农村有阶级斗争，影响很大，其领军人物是梁漱溟，他认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和产生了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垄断在贵族手里，皇帝是‘孤家寡人’，政权在官而不在贵族，知识份子虽因科举入仕为官，成为统治者，但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治阶级，因为知识阶层为官是非世袭与非垄断的。所以，中国旧政权从形式上是专制的，但从结构上讲乃是开放自由的，其职官‘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秦朝以后的统治者正因为是统治家族而不是统治阶级，所以统治者势单力薄，皇帝及皇族往往被阉党、外戚、权臣所欺负，除了开国强人外，多数皇帝被这几股力量所控制，甚至被其夺走生命仍致政权。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就是这几股力量，由于皇朝不是他们的，他们在争权夺利的同时，对皇帝、对政权及对天下百姓的祸害也极大。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皇朝挥之不去的沉屙痼疾。如果是封建社会，有下面的封建主制约，这几股力量形不成大的气候，所以封建社会的上层长治久安，下面也长治久安，起码比中央集权制延续的时间长。
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崇尚造反的国度，一旦皇帝搞暴政，百姓就会造反，从而灭了皇帝及皇朝。这样的国度，政权也不容易稳定，正是“通过不稳定，达到社会的公平”。孔子讲“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要恪守“君德”，臣要恪守“臣德”；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不守“君德”的君就被干掉。儒家亚圣孟子直接就鼓动人们对不称职的君“取而代之”，他讲的是“有理造反论”。商纣王不守“君德”，于是臣子们都起来反他；秦始皇暴虐天下，天下人群起灭了秦朝；隋朝杨广胡作非为，百姓到处起义；元朝……这种“反抗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这种事情在日本文化和历史中是不会出现的。有人把儒家描述成“愚忠”，这其实是错误的，儒家讲的是造反；没有儒家思想作指导，中国历史上造反就不那么多，各个王朝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儒家思想没能成为日本的文化核心，所以日本人的造反很少，追求平等也不多。
《封神榜》是一部最好的造反教科书，以有道诛无道，以仁义灭暴虐。中华文化的精华不在四大名著，而在《封神榜》。估计《封神榜》在日本是不会出现热潮的，因为它与日本文化相违背。
二、封建社会更加黑暗、愚昧和稳定
封建社会相对于中央集权制来说，更加黑暗、愚昧和稳定。
１、金字塔型超稳固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的最大特征是阶级性，每一个家族都在一个固定的阶级里面，国王是一级，臣属、封建主是一级，打手是一级……一级一级排列好，一级压一级，整个社会好像金字塔的结构一样，非常的稳定，已经凝固住。
而且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庞大，除了农民和最低层的人，其它的都是统治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住农民的反抗；并且农民被分割在不同的封建主的手下，难以联合行动，反抗的规模和力度不够大，难以撼动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却可以联合行动，某个封建主下面的农民暴动，可以从上级、中央和其他封建主那里调来军队，镇压的规模与力度足够大。所以，封建制度超稳定。正因为它稳定，才能实行黑暗统治。
土地公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现在又恢复土地公有制，危险啊！
２、几种最高超的封建愚民术
在封建社会里，国王与封建主为了稳定，还用了许多阴谋。愚民是最简便最有效的捷径，为了更好的统治属民，国王与封建主很容易走上愚民道路。下面是最高超的几种封建愚民术：
愚忠的典范——“武士道”
封建主为了高效严厉地镇压造反，并且有利于与其他封建主争权夺利，他们会从属民中分一批人出来训练成打手，称之为武士，是打手阶级，地位比农民高，也可以算成统治阶级的最低级成员。给这些武士灌输“愚忠”加“凶狠”，让武士们以“上级意志”为最高善恶标准，时刻准备为主人尽忠、献身，这就是所谓的“武士道”。
这些打手被“武士道”洗脑后，就会变得很愚昧。武士道者不为仁义道德、不为天下苍生、不为真理人伦、甚至不为自己与家人，却无缠头为了一个“主公”、甚至一个爬上自己头上的上级，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很可悲。他们从看淡生死变异成漠视生命，从杀他进化到自杀，加上愚忠，武士道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垃圾、最蠢货、最无聊的理论，武士道者是最可怜的人。
愚忠在中国文化里是被鄙视的。孔子的“君君臣臣”、孟子的“君轻民重”、“取而代之”是对“愚忠”的阻击，中国文化以“仁义”而不是“上级意志”为善恶的最高客观标准，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不愚忠。中国人既鄙视愚忠，又非常反感凶狠，最恨的是“狗腿子”，还看不起有勇无谋的人——“一介武夫”，武士道在中国兴不起来。
武士道是封建社会愚民的最高成果。
让属民们相互迫害的民族自宫法——“村八分”
仅仅靠打手愚忠还不够，封建主为了更好地统治，铲除人民的造反思想和行为，就制造了一种“以和为贵”为借口的相互迫害文化——村八分，这个东西对民族危害巨大，可以称之为“民族自宫法”。
所谓“村八分”，就是全体人一起制裁他们看不起的人，就是那个“看不懂空气的家伙”，其实是弱者和优秀者，与之绝交，只有火灾和死亡，村里人才会帮忙。火灾不帮忙延祸他人，死亡不帮忙臭死他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在封建社会那种封闭的农村，某人被“村八分”，那是非常可怕的，就相当于宣布这个人死亡。“村八分”其实是黑道法则，是监狱的整人术。在中国只有在监狱、看守所、收容所、黑砖窑、传销窝等不见光的地方才存在。校园暴力、校园的欺凌文化，是“村八分”的学生版。
村八分下狠手迫害离群者，即后进者与先进者，就是“恃强凌弱，以众暴寡”，让人不敢出头也不敢落后，不敢有独立思想与行为，把社会搞成一个准监狱。村八分把人压迫在恐惧、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之中，只有集体行为，个人想法完全不重要，生活在其中很压抑。
村八分把整个民族搞成一个“只看空气”不问是非、只看时势不看真理的民族。在这种文化主导下，这样的民族未来非常堪忧。这样的社会也无法接纳失败，失败就自杀，整个民族也缺乏冒险精神，在商业社会里，企业失去创新与冒险精神将无法与世界竞争。
中国儒佛道是以“善”为本、以“仁义”为怀，同情弱者，也宽容失败者，中国人非常向往“强无凌弱，众不暴寡”的社会，村八分在中国没有市场。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国是“村八分”统治，绝对没有今天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科技文明与物质文明。
村八分是一种“民族自宫”法，把男子汉给阉了。
村八分的必然结果是让人不敢造反。
让人自我麻醉——“禅”
仅仅让属民们相互迫害还不够，还得必须让人自我麻醉、不多想事，于是禅就出现了。每一草一木，每一物一工，每一饮一啄，在其中都能找到“禅”滋味，让人在所谓的“禅”中找到精神寄托，让所有的人在这其中耗尽生命的精元，甚至想不起自身的权益。
“禅”让人自我麻醉，想不起造反。
让人无资格造反——性乱
仅仅让人想不起造反还不够，更有甚者，统治阶级还可能让人无资格造反。
统治者会鼓励人们乱来，让人们堕落。人堕落后，就没有造反者所必需具有的正义感，不能造反了。
但是，堕落会超越时间的，可能刹不住车。某些民族的性乱不但在封建社会里泛滥，不但在战争时代胡来，在现在的和平年代里，也依然快速地与时俱进着。在那里，性乱现在已经演变成未成年少女（初中高中生）主动找成年男子性乱，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援助交际”——援交；甚至大学生也假装成立各种团体（如网球社团等），直接一窝一窝地集体淫乱。
性乱是一大毒瘤，它的脓流向世界，台湾已经深受其害。
吸尽血汗的欺骗——“工匠精神”
仅仅让人不造反还是不够的，统治者还得高效率地榨取更多的血汗。
为了榨取更多血汗，必须要从精神层面增强人民的奴性，其实这是奴隶社会的特色，让人干活达到异常精细的地步，同时也耗尽最后的一点点精力。
所谓“工匠精神”，在丧失是非对错之后，表现的就是“奴隶精神”。被这种精神诱导，属民们干活从来不会偷奸耍滑，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是什么，只要告诉他，那些活是他必须干的，那么，他就会很好很好地把这个做好，而不想这个活是不是该做的，更想不起某些时候偷工减料才是最正义的。
缺乏是非心之后的“工匠精神”就是“奴隶精神”。
拼命干活之后，就没有力气造反了。统治者还可以榨取更多的血汗。
完成了以上这些步骤之后，想不稳固都难。这样的封建社会就达到了封建制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就会出现一个“千古一系”。
３、黑暗愚昧的欧洲中世纪
欧洲封建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极高的“封建”水准。欧洲封建社会的愚民也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看看这个《黑暗愚昧的欧洲中世纪》（注8），知道什么叫黑暗愚昧，说都说不尽的黑暗与愚昧，达到非常触目惊心的地步。
例如初夜权，所谓的初夜权，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在领地内居民结婚的时候，可以抢在新郎的前边，先和新娘睡上第一夜，夺取她贞操的权利。在不少地方，新娘新郎及其家人还是心怀感激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事。而且这种权利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在1538年苏黎世州议会所发行的公告中说：“领地的所有人——领主有权和领地之内农民（小佃农、农奴）即将出嫁的新娘共度一夜，而新郎也有义务提供新娘给领主享用。”
美国著名影片《勇敢的心》，演绎了英格兰人民反抗英王封建初夜权的战争，震撼全球，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等5项奖项。事实上当时的反抗很少发生，发生多了初夜权根本实施不了，反抗是现代人的意识。
初夜权得靠封建主主动宣布放弃才算废除。到现在封建主不主动宣布放弃的话，还是有效的。就在现在的英国，居然还有很多地区没有明文规定废除初夜权。不小心的话，就会惹出大乱子——2007年，英国王储查理斯在威尔士的卡马森郡买了一座占地196亩的大庄园，打算用来度假。谁知这地方的封建领主初夜权居然尚未废除，从理论上讲依然有效，而查理斯在买庄园的时候，却没有签署档放弃这一权利。
于是，这一漏洞被记者给捅到了报纸上，一时间搅得满世界风波，也让许多即将成为新娘的卡马森郡当地农家女孩惴惴不安。结果，英国克劳伦斯宫的发言人赶紧发表声明称，查理斯王储绝不会使用这一古老落后的封建权力（注意：只是他不使用，还没有废除，不知后人如何）。
三、阳光明媚的中国准封建社会
中国的准封建社会不但没有那么黑暗，反而比较阳光明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许是中国人很了不起，才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吧。
没有身份意识、没有阶级观念的中国人
中国人非常讲平等，自古就少有阶级观念。奴隶伊尹、傅说、百里奚，野人姜子牙、诸葛亮，出身低贱，纯粹是“低端人口”，却建立了不世之功，成了盖世英雄；亭长刘邦、乞丐朱元章成了伟大皇朝的开国之君；流浪汉的项羽更没有一点点身份意识，他看到秦始皇，首先想到的是取而代之而不是叩头膜拜；中国人的造反精神何等的强悍？！平等意识何等的高超！科举开启之后，阶级观念更稀少、社会更平等了。
日本人的封建社会太久，封建残余非常浓厚，所以日本人的阶级、等级意识非常严重。有平等才会有友谊，日本人缺乏平等，所以日本人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友情，他们讲的是恩与报恩。因日本政府不准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台湾人李登辉不得不选择农业经济。这种事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是没有的。李还说，“在军队（日军）里，有时被反复掴掌，或被迫洗丁字布（内裤）…”。台独者李登辉那么忠于日本，也是这个结果。台湾人是殖民地的人，在日本人的眼里，当然不能等同于与日本本土的人，先来后到必须分别对待，这是日本文化特色——等级。
中日这两种文化正好对立，冲突很大，一不小心就会闹出大事故。
日本投降后，台湾的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搞了个日台籍军官的“惜别宴”，日籍军官100人、台籍军官50人参加。由于日台双方的酒菜、桌椅、碗筷都不一样，台籍军官责问司令官为什么歧视他们，引发枪战，双方死伤惨重，司令官逃跑后带来长枪队才弹压住。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真情的惜别宴成了仇恨的杀戮宴，古今中外只有日军才搞得出来。一点火星就炸，可见，平时积怨太深。在海南岛的台籍日军，也由于受不了日籍日军的歧视与欺负，不少人起义反日。
日本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平等意识。在日军眼里，东西不一样才能体现贵贱差别，最正常不过。下级官责问上级，那就是死罪，不杀你才怪呢。而在中国人的眼里，给予的东西不一样就是歧视、就是欺负，不平则鸣，不反你才怪呢。日本人真愚昧，花钱请客还欺负人，花钱买人恨；战败了还摆高贵，不可理喻。当然并不是安藤有什么歹意，他是真心为笼络感情而搞的“惜别宴”，他的阶级意识害死了人。
日本政府对在二战期间为日本战死的台籍日军，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而同样情况的日籍日军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的抚恤金，比值超过20倍，差别甚为悬殊，世界上只有日本这种政府才敢做出这种事情。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对外人好，对自己人苛刻一点，这就是民族自信，与日本人正好相反。
日本人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与底层民众深入打交道，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与美好。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中国生活了35年，中国人——从商人、知识份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真诚、善良、勤勉、乐天、隐忍、向上的品性，默默地感染着内山完造，令他深深地震撼。
战后，内山继续写书赞扬中国，他还在日本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向中国人学习。
灿烂辉煌的姬周王朝
与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常阳光明媚。
封建制度的最大特征是人身依附和阶级性，其它特征都是从其中发挥出来的，而中国自古以来，人民的阶级性都比较低、人身自由度比较高，就算姬周王朝，它的阶级性都没有欧洲与日本那么明显。
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用《泰誓》罗列了纣王罪状，其中之一“官人以世”。就是说，纣王提拔官员时，以人的身世为依据，这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这里不讨论武王说的是不是事实，而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非常反感、仇视这种“官人以世”的阶级行为，武王才会把它作为纣王的罪状列出，以达到号召人们反纣王的目的。可见，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对阶级社会反感，在这种普世反感的心态下，中国很难建立起标准的阶级社会与封建社会。
如果中国真的是严肃的阶级社会，周武王罗列纣王的罪状，就应该说：“纣王让奴隶让当高官，打乱人间秩序，污辱贵族与天下百姓。”
可见，中国准封建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并不明显。
奴隶与野人绝对不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伊尹、傅说出身奴隶，为建立和治理商朝立下不世功勋；野人姜子牙垂钓河边，时遇文王即为王师，成为周朝的最大功臣；诸葛亮耕种隆中，也是野人一个，刘备三顾茅庐请他为相。“英雄不问出处”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之处。春秋战国时，各国都吸引他国人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看出身的非阶级行为，有的还把出身低贱、甚至奴隶提拔上高位，为国家立下巨大的功勋。最关键的是，这些事迹不但不被人耻笑，反而成为千古美谈，说明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认同这种非阶级行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即使是分封制的姬周王朝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社会。
在一个严肃的阶级社会里，你让奴隶与野人进朝堂，贵族们会认为你是对他们的污辱，还骑在贵族的头上当领导，你国王不要命了？让伊尹、傅说当宰相，大臣和封建主们全部造反，商朝立即灭亡；让姜子牙、诸葛亮指挥军队，大将们都跑敌军那里带领着敌军杀回。可见，中国人很善良，自古就没有很严重的尊贵卑贱之防、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你穿越到古代印度看看，你让贱姓者与贵姓者站一起，他不杀了你才怪呢。不久前还看到报导：在印度，有贵姓女子要嫁给贱姓男子，结果父母把女儿给杀了；在他们看来，嫁给贱姓人，那是对家族荣誉的污辱。据说，在印度，每年有超过5000名女孩因“荣誉”问题，被各种男性亲属杀害，有的还是公开处决。
在周姬王朝，孔子自由地周游列国，也没碰到强盗，不用带武器（治安好）；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与他对着干；许许多多知识份子也到处游说，推销自己的思想，忙得不亦乐乎；秦国全部接收他国人才，从宰相到将军多是他国人；当时的社会是中华史上人民人身、思想最自由的社会，是知识份子最香的社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花园社会，产生了空前绝后的“诸子百家”，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
中共的史学家们却把周姬王朝称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有这么美好吗？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是阶级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这才是阶级社会的最高真理。秦国接收他国人才，怎么看到这些人的出身？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阶级？还把他国的奴隶百里奚当大夫，秦穆公一点身份意识都没有，他没学过马列主义，不知道阶级分析，不知道“亲不亲，看阶级。”不过秦国国君与他国的国君是相同阶级，他们如果懂得马列主义，搞阶级联合，也就不可能去灭掉六国。看来，马克思穿越到秦国，也没人信他。秦国国君们处心积虑几百年，想的就是灭了他们的阶级兄弟，让他们信马列，太难了。
通过对比日本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就能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并不黑暗。中国的姬周王朝，是百家争鸣、百花开放的时代，当时的思想非常开放与发达，诸子百家就是当时产生的，而且人才流动很随意，中国封建社会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灿烂的思想与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日本与欧洲的封建社会黑暗和愚昧。这也许是土壤与人的不同吧，中国人很优秀。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最无耻并公开与人民为敌的政权，对自己的百姓用的是愚民、弱民和控民，大搞恐怖；国君高度集权，百姓失去思维能力，彻底沦为愚昧农民和冷血战士，把整个国力膨胀到了极限。秦国流氓到那种程度，不赢都难，结果是秦国胜出，灭了六国。打架往往是流氓赢。因为秦的法律太严酷，暴虐天下，秦皇的帝位还没坐热，就在“天下苦秦久矣”的痛恨中，被中国人合力灭掉，中国人真有志气。如果中国人不出死力灭掉秦朝，中国也出现一个“千古一系”，我们现在还是秦Ｎ皇的贱民加打手。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很好，但是秦朝愚民残民太利害，它的法律太严酷，违背人性，有干天和；如果是宋朝那样的法律，秦朝就不会那么快灭亡。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从秦国那继承而来，某些朝代多少也继承了秦国的一些不光彩政策，比如思想专制，即使这样，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从多个方面整体上还是比中国的封建制进步，比同期的日本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更美好得许多倍。宋朝也是中央集权制，很人性化，社会很美好。有学者认为，宋朝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小吏，生活水准就比当时欧洲一个小国的国君强。
中国与他国最明显的不同是，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不是严肃的阶级社会，不但封建社会的姬周王朝如此，中央集权制更是如此，隋唐科举开启之后，人的阶级观念更稀少了，特别是宋朝建立了完善的文官制度后，社会更文明了。“亲不亲，看阶级”是1949年以后的教育灌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是文革初期喊出来的反动口号，都不是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
梁漱溟也不认同阶级斗争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
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人类必有的，欧洲是有阶级也有阶级斗争，日本是有阶级却没有阶级斗争，中国是无阶级更无阶级斗争，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华文明当之无愧是最好的，是人类未来能和平共处的宝典。
四、中央集权制远远比封建制度先进
看了上面就知道，除了中国，一般的封建社会是黑暗愚昧的代名词。
社会稳固并不代表社会美好，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恰恰相反，它的稳固是因为它太黑暗。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队伍过于庞大，也就是统治阶级人口众多，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同样的人口总数，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的相对人口比中央集权制少了许多许多。统治阶级干活当然要少、要悠闲，否则当统治阶级干什么？几乎所有的活都落在被统治阶级的身上，所以在封建社会，低层民众（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更加繁重、生活品质更差，相对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更加阳光明媚。
比如有100个人，在封建社会里有30个是统治阶级，只剩下70个被统治阶级干活，劳动成果是70。而在中央集权制里却是100个人干活，劳动成果是100，制造的财富就比封建社会多30%。长年累月下去，必然，中央集权制积累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裕，封建社会越来越贫穷；贫穷导致更加落后，人们生活更困苦，反过来导致生产率下降，可能连70的劳动成果都不一定能保持。仅从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这方面来考虑，封建社会就远不如中央集权制。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平均分得劳动成果最少是被统治阶级的3倍，以此可以求得被统治者分得的劳动成果：
30*3X+70X=70
X=70/(90+70)=0.44
就是说，被统治阶级个人平均获得的劳动成果是0.44。这里只是把统治阶级的收入是被统治阶级的3倍来计算，实际可能远不只这个数。
而在中央集权制里，个人平均获得的劳动成果是1，除掉税，还应该剩下0.95，超过封建社会的一半还多，更何况农民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为自己干活。可见，中央集权制里的农民，肯定比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农民幸福。
日本明治维新后，从封建制度进入中央集权制，几乎在一夜之间从落后国家进入世界强国。欧洲也是，一旦进入中央集权制，国力、民生、科技等各方面都得到高速发展。可以想像，日本如果还是封建制度，民众被分割、归属于不同的封建主，各个封建主之间相互掣肘，他们为了各自的名、利、情相互内斗，日本的国力必然在内斗中消耗，内斗达到最剧烈的程度，就会灭亡。内斗必然是灭亡的动力而不是发展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样，日本根本没有能力侵略中国，说不定，整个国力还远不如中国，等着中国去解放他们呢。
秦统一后，中国早于西方许多世纪进入中央集权时代。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社会制度比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很多方面都要优越，比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法律制度，一直到满清中期才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经历唐朝盛世时，西方加洛琳王朝的查理大帝则刚刚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社会的尝试，由于生产力和思想的局限，查理大帝逝世后，查理曼帝国分崩离析。与中央集权社会失之交臂，并重新倒退回封建社会。欧洲进入中央集权时代要等到15世纪以后，法国在结束和英国的百年战争后才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虽然封建制度比中央集权制更稳固，时日更长久。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是更加先进的，更加美好，这是事实。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