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萧律生采访报导）2月25日，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将在香港首映。该片讲述了1957至1960年间，三千多名右派被押送至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因为饥饿和遭受非人折磨而致死的故事。
1957年，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于非命。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艾晓明到了甘肃夹边沟，正逢清明节，她想去悼念那些已逝的右派老人，然而被告知，为纪念他们而建的碑被砸了。
“纪念变成了有问题，我不能理解”，于是她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拍摄，用镜头记下了十几位愿意讲述当年二千多名右派被强制劳动，在饥寒交迫中全部失去生命的真相。
“我不是第一个讲述夹边沟故事的，但是看到这些右派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遗骨又一次被重新抛露在外。我们需要把这并不久远的历史记录下来。”艾晓明说。
《夹边沟祭事》，这个全长6小时的片子，不仅描述了这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所经受的饥饿，还记录了更为残忍的，他们所遭遇的虐待。一个人太饿了，去刨萝卜吃，结果被吊起来活活地打死；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第二天发现这个人死在沙滩上，嘴里是没有吃完的大便……
艾晓明表示，她之所以走出书斋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现实苦难太深重了；要想推动中国向开放、民主的方向走去，研究中共造成的苦难史、思考改变困境的出路是必要的。
然而，这部片子的拍摄并不容易。拍摄期间不断地遭到警察干预，要求她不要拍摄；在即将上映的上周，中山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到武汉要求艾晓明交出片子的备份；现在警察仍在追问她，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谈话。
2017年，是中共反右运动60周年。
曾拍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秘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幕的导演杜斌说，在这个所谓歌舞升平的时代，一个人去追逐物质享乐，即使过度出格也不会受到当局的责难；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拿起笔、照相机或摄影机去书写和记录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当局骚扰和暴力威胁，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颠覆政权。因为追逐物质享乐本身不会威胁到政权，而揭露真相则不然。
“中共不会承认它的错误，对民族精英全面打击的反右运动，却被定义为反右扩大化，还用封堵的方式截断这段真相的留存；然而，有一群挖掘真相、传播真相的人，挖掘历史深处的创痛，希望人们不要患上健忘症……”右派后代胡佳说。
胡佳调侃自己是两个没人要的右派，在命运捉弄中生下的幸运儿。他的父母在1957年分别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打成右派，流放至湖南、甘肃等地，历经千辛万苦，22年后回到北京。
“我爸不愿意提起反右的事，因为担心这样的描述会更加激化我对共产党的仇恨，他也不愿意我妈妈跟我讲那时候的事情。”胡佳说。
的确如此，经历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愿意揭开伤痛的想法，艾晓明在采访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她采访的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是他们还是有顾虑，害怕讲出这个事情后，会给他们带来新的阴影、麻烦。
不过还是有人愿意讲，所以艾晓明也是幸运的。虽然错过了采访中风老人的机会，可她采访到的十几个人的讲述也足够把那段刻骨铭心，给人带来恐惧，剥夺人们尊严的真相展示出来。
其实，关于右派的悲惨遭遇，不仅仅在夹边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告诉大纪元记者，他的老师束星北就曾经历过。当年还是留美回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拿着山东大学最高的工资，仍没有躲过反右运动的劫难。
据孙文广介绍，束星北被打成右派后，不许他再教书，逼迫他到水库当搬运工，他的五六个孩子都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孩子是空军教官，被要求回家做束星北的工作，让他认罪，否则就开除公职，最后，这个孩子也没有保住工作，因为束星北告诉孩子要分清最起码的是非善恶。
另一位右派后代王桐，他的父亲王本菼却是在夹边沟死的。他在《清明悼死在夹边沟的父亲》一文中讲述了父亲在1957年的悲惨遭遇，王本菼被甘肃省地质局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遣送至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
据文中描述，王本菼“受尽屈辱和劳累，在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于1960年底（具体时间不详，因当局并未通知家属）活活因饥饿而亡，时年刚满47岁”。而王桐因为“夹边沟”成为敏感之地，加上多方原因至今不能去悼念自己的父亲。
和王桐有着一样感受的艾晓明，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看到“他们在古稀之年仍然坚持为难友寻求公正的精神，坚持对苦难的记忆”，被深深地打动。
“他们的身上有逝去的民族精神。”艾晓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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