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2月02日讯】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得好听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盘点那些曾一心追随中共但却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们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由国民参政会上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发起，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其成立后即与中共协商合作。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过程中，所有民主党派中唯有民盟支持中共最卖力，一边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模式，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后，出于统战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内的八个民主党派被保留下来，为了笼络民盟，毛还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张澜任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章伯钧等出任部长。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标榜思想独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丧失了独立风骨，如沈钧儒，甘于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脚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真诚地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他们的厄运自此开始。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至今未被平反的头号右派
1957年，中共为了清除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发动了“反右”运动，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被称为头号右派的正是时任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钧，他也是中共迄今为止都没有“平反”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曾经留学德国的章伯钧，与中共“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曾同住一个寝室，并经其介绍，加入了中共。回国后，先是在中山大学做教授，其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章伯钧脱离中共，1928年与谭平山等在上海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章伯钧等代表所在党参加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兵变”，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章伯钧与其他人一起逃往香港，但始终坚持与中共合作的主张。
此后，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利用其身份，为中共夺取政权不遗余力。其所为也得到了中共的赏识，中共建政后，章伯钧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
反右运动开始后，真诚相信毛和中共的章伯钧，不仅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向中共提出了批评，而且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他表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等等。
很快，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成了其划为右派之首的罪状和定性材料。
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的所有职务被撤销。文革爆发后，章伯钧被抄家批斗。几年前，《写史忆故人 章诒和 用笔勾住魂魄》一文曾披露，文革对其抄家时，“几十辆卡车开出去，载的都是章伯钧的书”，“开了好几次批斗会”，“章伯钧的媳妇从屋里跑了出来，被红卫兵拖了回去”。
肉体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抑郁，彻底摧垮了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他因胃癌病逝。其次女章诒和在回忆父亲时写道：“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而受父亲牵连，章诒和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
为何中共不给章伯钧平反呢？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章怡和，传达了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xx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错算到章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对章先生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xxx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话。”
一句话就判了章伯钧死刑，而不知章伯钧是否知晓，这个“上帝”的真面目是誓言毁灭人类的撒旦。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郁郁而终
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不遗余力的罗隆基，则是排在章伯钧后的二号右派。时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的罗隆基，在1957年，为了解除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担心，便提出了一个办法，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成立这种委员会，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报复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
但本意是消灭知识分子中的“反党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亲自撰写社论，将右派的进攻指向“章罗同盟”，而事实上，在民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然而，这并不妨碍罗隆基成为全国声讨的“大右派”。
在这期间，曾与罗隆基作为男女朋友交往的浦熙修的“揭发”坐实了其“罪行”，当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给浦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而浦熙修揭发中的“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语，让罗隆基无言以对。
在凄苦和背叛中，罗隆基于1965年郁郁而终。
民盟副主席史良挨批斗
曾任第一届至第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届和第五届任主席的史良，早年学习法律，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师，亦曾为中共建政做了许多贡献。中共建政后，她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司法部长，追随中共主持杀死了二百多万“反革命、原政府人员”。1959年，全国人大通过撤销司法部，史良去人大做委员。
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时，史良“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毫无防范意识的章伯钧将自己的不满一一告诉了史良。当他无比畅快地回家后，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
令章伯钧万万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地说：“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19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良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就在大家以为史良将接任民盟主席时，中共任命的却是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但事实上，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
这给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击，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斗，还被贴大字报，说她是“地主兼资本家”。原来配给她的司机也被取消，暖气也不烧了，家里就生两个大炉子。她还被强迫在民盟劳动，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彼时她已经近80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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