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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向毛的革命寻找合法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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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02日讯】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其影响和冲击力至今还困扰着中国社会。这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这里主要讨论唱红部分,很多人把它看作是复辟文革的象征。本文试图探讨其更深层的根源和意义。

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2008年,从商业部长的位置上外放西南重镇重庆任市委书记。薄并不情愿到重庆当一方诸侯。从他的从政经历看,他是从地方到中央,早已有了任地方大员的经历,不像那些办公室秘书出身的官员需要到地方历练再提拔中央委以重任。圈内人普遍认为,最看不惯薄熙来飞扬跋扈作派的时任总理温家宝和吴仪联手将他外放重庆,断了薄直接在中央更上一层楼的路,其理由之一就是薄熙来在世界各国被法轮功起诉多次,其国际形象不好,不宜代表中国。按照薄熙来的性格,当然不甘心屈居西南一隅,他必须做些什么来重返北京政治中心。对50年代出生在中共建政元老家庭并经历过文革的薄熙来而言,发起一场政治运动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对于生活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运动更家常便饭的事了。薄熙来在重庆发动的唱红打黑也符合政治运动的条件,唱红类似宣传和政治教育思想改造,打黑则可以和专政铁拳媲美。唯一的区别是,1949年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中共党魁发动的,唯有这一次是由地方诸侯发动的。

选择唱红,固然有薄熙来自己政治谋略的策略考量,但也是中共统治固有矛盾的必然性及其表现形式。从邓小平开始,虽然也有一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规模的准运动,但总的来说是避免公开全面的意识形态争议,把矛盾留给后人。但由于没有和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诸多矛盾开始出现集中爆发的趋势,而意识形态的不争论政策也似乎走到了尽头。典型的说法就是张木生的“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可以说,中共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经济发展替代模式快要撞墙了。政治上,撞墙后只有两个选择,向右转或向左转。向右转就是放弃一党专政让民众授权统治。而薄熙来,则选择了向左转,到其父辈的革命中去寻找合法性基础,虽说有其必然性,更可能是无奈之举。

唱红的真实意义是统治合法性危机。中共从建政开始,就一直存在统治合法性缺失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自从秦末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和刘邦布衣称帝以来,改朝换代就一直是被认为合理的,胜王败寇是可以并事实被接受的。不过,马上得天下并不表示马上坐天下或下马坐天下就是天然合法了。坐天下仍然需要得到授权。

在古代,是君权神授,皇帝被称为天子,就是说,皇帝坐天下的权力是来自天,来自神,这是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来源。而现代社会,则是通过选民的选票授权,即政权民授。其实即使是王朝末年各路豪杰举旗造反时,也都是要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以示其正当性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协的来历。毛泽东在打下大半个中国大陆后就开始着手筹建由内战中支持中共的党派和团体为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就是以政协为名代表中国各阶层授权中共执政。只是五年后,毛泽东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政协的授权了,搞了个全国人大取代政协,以五四宪法取代政协的共同纲领,留下了今天被称作“花瓶”的政协作为摆设。

不过,这并没有解决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根本问题。由于中共的无神论本质,肯定不能承认君权神授,而让选民授权执政不仅不符合从共产主义到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共也没有信心确保不被选民抛弃。因此,中共统治67年多,一直在合法性问题上挣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排除其它因素,其中之一的作用,无论原始动机如何,就是延续中共革命的合法性,或者说用革命的合法性来代替执政的合法性。那个尝试到1976年为止,彻底失败了。从邓小平开始,无论是白猫黑猫论,还是发展是硬道理,或者是科学发展观,都是试图用经济发展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替代品。然而,经济不可能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发展,事实上经济减速甚至衰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为维护统治而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做法,其恶果正在全面出现。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替代品的路也已经走到头了。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状,任何统治者都不能避开的现实。

回归毛时代却无法解决合法性困境。除了毛泽东本人的实践并未解决合法性问题外,还有另外的障碍。中共之所以能避免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命运,并非坚持了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特色的计划经济,而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元素,尽管很不彻底,此后又赶上了全球化浪潮,成为世界加工厂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后三十年的合法性,正是否定前三十年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前后三十年理论和实践的对立使得合法性难题在中共系统内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除了众所周知的中共统治合法性无法解决外,中共统治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党内接班人合法性危机。当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共性。前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就改革派保守派的轮流,赫鲁晓夫算是改革派,被保守派勃列日涅夫政变赶下台,改革派安德罗波夫和接班的保守派契尔年科各当权仅一年,传给了最后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直至苏联解体。这里的随机性简直太大了。

中共的情况并不比苏共好到哪里去。事实上,中共党魁指定或选择接班人,除了一条共性外并无其它规律可循。这条共性就是不否定自己最为人诟病的政治遗产。毛泽东先后打倒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最后才不得已指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是因为知道华国锋不会否定自己最自豪和争议最大的文革;邓小平虽然改革开放有功,但上台却颇有“篡党夺权”的嫌疑;邓小平用退休元老党内民主生活会废了胡耀邦,再用政变方式除掉赵紫阳,六四镇压前夕紧急调江泽民进京并非计划中而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仅仅是因为江泽民在政治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当其他省部级高官都在观望时主动出击镇压《世界经济导报》,相信唯有他不会给六四镇压翻案;江泽民本人被邓小平用隔代指定的方式剥夺了选自己接班人的权力,而作出了替代性的安排,即俗称九龙治水的常委分权制,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分管政法和宣传等要职,自己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两年以确保该系统能按计划运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犯下的最大的人权侵犯罪行——迫害法轮功不被翻案和清算。

正因为党内执政授权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如导致江泽民上台的89民运就是不可预测的,当血雨腥风中绞杀出来的建政元老自然逝去,后任中共党魁就不可避免的面临来自党内的挑战,所谓的野心家也就层出不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社会主义政权中,接班相对稳定的居然是北朝鲜最不社会主义的世袭制,尽管那可能意味着随时的全面崩溃。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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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2 5: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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