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 才子佳人与中国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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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提到林徽因,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才貌双全的民国奇女子,荡气回肠的情感经历,“人间四月天”般的清新诗文。而说起梁思成,人们或许会说,他是晚清名士梁启超的儿子,才女林徽因的丈夫,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

或许是他们的“罗曼史”过于传奇动人,也或许是他们在生命的晚年频频与掌权的中共政府“为敌”,至今围绕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总不离爱恨纠葛、文艺创作等风花雪月的话题。

实际上,他们二人生命真正的闪光点,是为中国传统建筑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以及不惧强权、用生命捍卫大陆传统建筑的胆识。而这些悲壮的往事,在大陆很少被人提及。

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影。(网路图片)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网路图片)

民国中的一段金玉良缘

在那个文化一脉相承、大师层出不穷的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皆系名门之后,生命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不寻常。1901年,梁思成生于日本东京,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的第三年。年幼时,他在父亲的督促下,攻读《左传》《史记》等典籍,积淀了深厚的国学底蕴。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家前往北京,梁思成便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成为学业优秀并擅长美术与音乐的青年才俊。

而林徽因则于1904年生于江南杭州的仕宦人家,父辈都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政治家,曾撰文引爆“五四运动”;叔父林觉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徽因幼时受教于姑母,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少女时代,她随全家辗转迁往北京,入读培华女子中学;期间还随父赴伦敦游历,对建筑业萌生兴趣。

1922年,18岁的林徽因与21岁的梁思成相识,双方父母有意促成一段珠联璧合的良缘,二人也因为对建筑的共同爱好迅速成为至交。两年后,梁、林双双越洋,赴美留学,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因宾大的建筑系只招收男生,林徽因只好改学美术,选修建筑的主要课程,与修习建筑系的未婚夫梁思成,在大学校园度过一段单纯而勤奋的时光。

在宾大,梁思成得到西方古典建筑学的真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古代建筑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亟待他们去挖掘。1927年,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学有所成,林徽因取得宾大美术学院的学士学位,梁思成更是获得建筑系的学士与硕士学位。1928年,两人终成眷属,周游欧洲各地,展开一场建筑文化之旅。

同年9月,夫妻俩返国,入东北大学执教,梁思成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任建筑系主任;林徽因在系里教授《雕饰史》与专业英语。据说他们在授课之余,还负责东北大学主楼、吉林西站等重要建筑的设计,这些融合中西特色的建筑堪称杰作。

遗憾的是,“九一八”事件的爆发令东大建筑系仅存一届便“夭折”。但在二人与其他教师的努力下,依然培养出一批建筑学者。1931年,两人迁回北京,在城东总布胡同3号安家,很快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共同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付出巨大心血。

梁思成绘制佛光寺大殿图稿。(网路图片)
梁思成绘制的佛光寺大殿图稿(网路图片)

夫唱妇随 与中华古建筑结缘

1932年,梁思成在学社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之后他和林徽因致力于传统建筑文献《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研究。由于宋代《营造法式》“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梁思成便从清代建筑开始,以故宫为教材,拜老木匠为师,着手另一部典籍的研究。1932年,他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手稿,为中国留下第一部阐释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学术专著。

那时候,清朝以前的建筑学文献犹如凤毛麟角,《营造法式》几乎是唯一可考的材料,梁思成为追溯中国建筑史的脉络,决定和妻子及学社同人走访全国各地,寻找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建筑。1933年4月,梁思成赴天津蓟县考察独乐寺,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科学考察之旅。从此,他和林徽因等人耗时十余载,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测绘、拍摄2000多件从唐宋至明清各代的古建筑,都是研究中国古建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夫妇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佛光寺。他们还没来得及品尝考察发现的喜悦,就被“七七事变”打乱所有行程。抗战期间,梁、林被迫举家南迁,流落长沙、武汉、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

早在离开东北时,林徽因的身体就落下呼吸系统的病根,然而她从不顾惜自身,坚持随丈夫奔赴各地考察,并从事文学创作。战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令她肺病复发,成为当时的不治之症。为了与受难的中国在一起,她拒绝了赴美救治的机会,从此长期卧病在床。

在战争、贫苦、疾病的多重压力下,夫妻俩仍然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古建筑研究。在完成川康地区的调查后,梁思成决定撰写《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帮他通读《二十四史》中的建筑资料,梁思成则伏案疾书。在简陋的村舍里,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拼命工作着。后来,这部书于1944年完成,梁思成也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

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影。(网路图片)
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影(网路图片)

保住了奈良、京都,却保不住北京

1944年,在抗战胜利前夕,盟军计划轰炸日本。梁思成亲自去拜访美军指挥官,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奈良和京都存有大量唐代风格的古建筑,一旦炸毁便无法补救,因而他请求军队避开两地,并在地图上标绘出相应区域。这样,日本古都终免一难,梁思成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也为后人传颂。

国难当头时,梁思成夫妇不离不弃,誓与祖国共存亡;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上,更表现出可贵的广博胸怀。1945年战争结束后,梁思成一家再次回到北京,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主任,林徽因任教授,双双致力于教育工作。然而到了1948年,中共即将攻占北京,城中古建筑的存亡成为夫妻俩日夜悬心的大事。

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古建筑是心中瑰宝。在各地考察时,他们每发现一处古建筑,便给当地政府写书面报告,陈述其价值与保护措施。轰炸日本前夕,梁思成能够不计国仇,竭力保下古都。他们更认为,北京城是一项人类杰作,大到宫苑城墙,小到牌楼牌坊,无不凝结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因而,他们愿用毕生心血去守候。

1948年冬,梁思成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是两个中共军人,称代表中共来请教,攻城时应注意保护哪些文物建筑。梁思成立刻在地图上标注出重要建筑和禁止炮击区。梁思成夫妇以为中共和他们一样重视古建筑,感觉距离一下子“拉近”。这也让他们一度产生错觉,帮助中共,便是为国效力。

中共建政后,曾向梁思成请教建筑与城市规划问题,还让夫妇俩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并利用他们的才华参与“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自己的“面子工程”效力。一时间,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当时的林徽因已患肺结核,身体状况堪忧,却在为中共卖命的同时,努力挽救频临停产的景泰蓝工艺。

作为一名建筑学专家,梁思成非常关注北京的规划和未来发展方向。1950年,他与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倡导保护北京原有风貌,把这座世界仅存的完成古城作为“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这便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反映梁思成对北京城规划的整体构想。他还指出,欧美城市由于无计划地发展,滋生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正是发展北京的前车之鉴。

实际上,中共在建政后,就决定拆毁北京古城,改建成一座工业城市。毛泽东的“理想”就是“从天安门上往下去的时候,要看到下面一片都是烟囱”。梁思成夫妇为此多方奔走,向中共领导阐述保留古建筑,特别是北京城墙、城楼的重要意义。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还预言:“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林徽因更是直闯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与其发生激烈的争论。彭真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毛泽东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林徽因只好退让一步,请求中共把城墙改为环城公园,供市民休闲娱乐,以“淡化”封建意义。

微弱的发声无法扭转中共“一边倒”的政策,梁思成夫妻保护古都的拳拳之心,更被中共斥为阻碍改建北京的最大障碍。1953年起,北京城墙陆续倒塌,听着推土机和铲车的轰隆声,夫妻俩肝肠寸断,却也无可奈何。梁思成只能在每座城墙倒塌前,去看最后一眼;林徽因万念俱灰,病情急剧恶化,于1955年4月病逝。

梁思成生活照。(网路图片)
梁思成生活照(网路图片)

大师变“反动派”,于贫病中辞世

过早的陨落,对林徽因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让她避开了学者的厄运——文革浩劫。在中共残忍打压知识分子时,他们当年为保护北京城的言论,给梁思成带来了深重灾难。失去挚爱与梦想的他,不仅身体迅速垮掉,其命运更在中共的迫害下飘摇如一叶浮萍。

文革之前,中共在全国范围展开“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文革刚开始,梁思成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自主选出“文革领导小组”,每天忙着写大字报、批斗,很快,他们的魔掌伸向梁思成。

一天,梁思成被推出营建系馆,胸腔挂了一块黑底白字的巨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上还打着刺目的大叉。这一幕恰巧被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撞见,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梁思成弯着腰,踉跄着几乎跌倒,十分费力地行走。从此,他每次出门,都必须挂着那块牌子蹒跚而行。林洙看在眼里,脑海里只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红卫兵展开“破四旧”运动,在梁家大肆查抄。他们先命令林洙打开所有箱柜,一阵乱翻后,没收了家中收藏的所有文物和存款,还拿着30多把西餐刀具喝问梁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最后,他们搜出一把镌刻着“蒋中正赠”的短剑后扬长而去。那把属于林徽因弟弟毕业礼服上的佩剑,被当作“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的罪证传遍清华。

林洙说:“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配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梁思成一生收藏珍品无数,如战国的铜镜、汉白玉坐佛等,至今都下落不明。

抄出短剑后,梁思成被隔离到学校的系馆,遭到红卫兵疯狂的鞭打。他被放出来后,工资停发、被迫搬家,最后被赶到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两位建筑学大师,一对相濡以沫的璧人,至此惨淡收场,给中华民族留下永远的怅恨和遗憾。

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教师陶德坚,曾记录了梁思成生前被批斗的惨状。梁思成久患肺气肿,无法起床,却被人用三轮车拉去批斗会。会上,陶德坚作为“陪斗”就在梁思成身边。梁思成不住地喘息,“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着他“嘶嘶的哮喘声”,自己的肺仿佛也要爆炸。然而,批斗者视若无睹,不断地揭发批判,“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哦气喘声”。批斗结束后,梁思成又被三轮车拉回去……

在中国大陆,短暂的民国初年,犹如浪漫与悲壮交织的复调乐章,总是带给今人无限追忆。那时中西交流、大师辈出,浓郁的文化氛围更是给中共执政前的华夏历史留下最后一道霞光。梁思成、林徽因伉俪,是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的悲剧。他们为中华建筑文化付出的心血永远值得历史铭记,而他们凄惨的结局将在中共身上再添一笔深重的血债。

参考资料:

1.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
3.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二闲堂网站。#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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