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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十大右派”与一中央委员的悲惨结局

作者: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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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21日讯】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好听点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盘点一心追随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农工党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农工党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反对蒋介石的中华革命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其成员后来主要以医药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与其他党派相似,农工党支持中共,在统战方面为中共建政同样立下了功劳。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部分农工党成员都被打成了“右派”,命运多舛。

农工党十大右派之结局

农工党中最著名的十大右派是韩兆鄂、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邓昊明、李述中。其中的章伯钧,后又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在此前的民盟高官篇章中已经介绍过其悲惨的遭遇,他是迄今为止中共未给予“平反”的头号“大右派”。这里说说其他人。

韩兆鄂,中共建政后,曾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57年,他受中共指派,成立了农工党省筹委会,发展党员。数月之内就将党员从几十人发展到144人。其后,因反右扩大化,包括韩兆鄂在内的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和多数委员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时,韩兆鄂再遭迫害,1970年离世。

张申府,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张岱年的大哥,早年留法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回国后,曾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因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与张太雷发生冲撞而退出中共。其后在暨南大学、北大、清华等学校教书。抗战期间参与创建民盟,1948年秋天,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公开承认国民政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被民盟开除。妻子刘清扬也登报宣布跟他离婚。

中共建政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娶满族关女士为妻,后加入农工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后才“平反”。其晚年不问政事。

黄琪翔,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抗战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司令、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抗战结束后,加入农工党,担任秘书长、副主席。中共建政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区司法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农工党副主席等。

1957年鸣放时公开批评苏联,称其缺乏民主,乃一独裁政权,其后被划为“右派”,受到迫害。文革爆发后,精神和肉体再度受到攻击和迫害。1966年8月底,红卫兵闯入其家中,将黄琪翔夫妇打伤并抄家,又将二人驱赶到农工民主党宿舍居住。之后,黄琪翔遭到连番批斗,并被强迫劳动。不堪精神和肉体折磨的黄琪翔,于1970年猝然离世。

黄现璠,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其生前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涉及颇广,内容涵盖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学等,他的《壮族简史》等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使其被视为壮学开山祖师。其为农工党广西分部委员。

1957年鸣放时,他积极回应中共号召,畅所欲言。结果在反右运动中,以“挑拔党群关系”、两黄(黄绍竑、黄现璠)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频繁深入基层号召农民和群众起来向党进攻”、“以‘钦差大臣’自居,将地方党委领导视为‘土皇帝’,将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等等罪名,被打成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遭受迫害20年。文革时不仅被抄家、批斗,还两次遭到红卫兵毒打,还被人一脚踢昏,所幸他活过了文革,1982年离世。

李士豪,早年加入国民党,但与刘少奇、吴玉章、方志敏等中共党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受其影响,始终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1931年参加了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追随邓演达进行反蒋活动。其后该委员会与中共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作为其总方针,李士豪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在上海还参加了民盟、九三学社,积极为中共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建政后,受农工党中央委派前往浙江,担任农工党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同时担任浙江省农林厅副厅长。

反右期间,李士豪被指执行了章伯钧的“大发展路线”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再遭迫害。1972年离世。

李伯球,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东征、北伐。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李伯球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在舆论和实际行动上多方支持中共,进行统战。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成立,李伯球当选为委员兼组委会主任委员。因其支持中共的所为,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追捕,逃亡香港。1947年任农工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因其在统战方面卓有成绩,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工商局局长、农工党中央委员、执行局委员兼副秘书长等。

1957年,李伯球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亦遭遇抄家、批斗、毒打等厄运。1986年离世。

张云川,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即为左倾激进分子,从事反蒋活动。1930年加入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其与中共的合作以及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其还是更名后的农工党的中委、常委,并参与了策动负责北平最高防务的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投共工作。中共建政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等,并兼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张云川说出了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批斗,撤销一切职务。其子女亦受其牵连,无法上大学,儿子去了新疆,大女儿去了北大荒,小女儿去了辽宁。焦急痛心的张云川很快得了肝癌,死在了文革前的1965年。

然而,他的死亡并没有中止中共对其家庭的迫害。文革爆发后,张云川的家被抄,其妻子和岳母被遣返原籍河南,而其去了北大荒的女儿张逊,还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连担任小学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被发回连队劳动改造。

又一个为了中共而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人,被中共几乎赶尽杀绝。

邓昊明,早期同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协助中共统战。1949年后历任中央政府政务院参事,南京市建设局局长,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农工党江苏省委主任委员、中央常委等。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邓昊明被指一开始便同大右派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亦遭到批斗。所幸他活过了文革,1998年离世。

李述中,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参加反蒋运动。后亦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协助中共在福建从事统战工作。1949年后,李述中被推选为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后又任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常委、副主席等职。

1957年,李述中因所谓“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撤销本兼各职。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他被遣送到建宁县农村插队劳动。1974年5月病故。

农工党中央委员周城被批斗

除了上述“十大右派”,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的经历也值得说一说。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与毛认识了,二人是同事,周谷城教英文兼伦理学,而毛则在小学部任主任,兼教国文。其后受毛影响,参加中共发起的农民运动,并在农民讲习所工作。此后一直从事反国民政府工作,还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中共建政后,已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周谷城,当上了校务委员会常委和教务长,亦是农工党中央委员,而毛则成为中共最高党魁。心情激动的周谷城遂给毛写了一封信,毛亦写了回信。自此,两人见面次数增多。

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周谷城写的表达对苏联的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不满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得到了毛的赞赏。毛还让其继续放言。

1961年“五一”,毛在上海与各界人士过节。当时同座的除周谷城外,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曹荻秋等。当周回到家中已是很晚,突然接到《解放日报》的记者打来的电话,要其就今天就与毛见面之事写一首诗或一首词。推辞不掉的周谷城只好写了一首,首句即是“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词作中逢迎之意尽显。

文革爆发后,周谷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对于周谷城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的学生吴欢章曾写道:“‘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次他被批斗后,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

后来,因为与毛的关系,周谷城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然而,与许多家庭一样,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牵连,大女儿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儿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亲去世时,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纱。

结语

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农工党成员遭到中共迫害乃至迫害致死的也不止罗列的这些人,还有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黄震,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长徐君虎,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云应霖……他们遭到中共卸磨杀驴的经历,是否可以让更多人清醒呢?#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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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1 4: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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