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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返还亚当.史密斯的经济成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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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17日讯】脱贫一直是人类的大课题,如何脱离马尔萨斯的“贫穷陷阱”更是经济发展或成长学科的大哉问。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地方的经济成长有着辉煌成就,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经济成长成为一门显学。先是探讨“经济如何起飞?”接着探索“如何持续成长?”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好几次颁给经济发展学者和经济成长学者。

经济成长脱贫动力

在经济起飞的研究上,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路易斯(A. Lewis,1915~91)认为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必须高达12%以上,才能到达经济起飞的程度,而已故的蒋硕杰院士更以严谨的数理分析得到经济起飞的条件,亦即一国的平均储蓄倾向(储蓄占总所得比例)必须大于(资本占总所得比例)和人口成长率的乘积,他也以实际资料得到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1963年。经济一旦通过起飞点就得以“自力成长”,好比飞机一旦起飞之后就能在空中自在飞翔。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模式也得到世人的肯定并被模仿,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和出口导向政策”可作为简单的涵括。

在经济成长理论上,最有名的当属“新古典成长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梭罗(R. M. Solow)。不过,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1984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 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研究都有违,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成长模式和政府政策应当如何?

当1980年代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都不约而同放弃共产体制、朝向自由经济之路发展,且在经济成长上取得重大成果后,所谓的新兴国家就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甚至于成长的成就凌驾先进国家,于是发展模式或成长模式应当如何,成为热门课题,而“休克或震荡疗法”与渐进开放孰优的论辩,以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更是方兴未艾,其中,“制度变革”是主角,如何平稳过渡和如何“永续发展”一直是热门话题。政府角色的扮演和政府政策应该如何更是中心课题。中国经济成长模式是被探讨的热门案例,但经过一段期间的快速成长后,中国经济却早已面临崩溃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会像苏联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一样的昙花一现而急速陨落呢?

最近写作《亚当‧史密斯》一书,重温并广泛阅读一些文献,而后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后,竟然返还“简单”、“明确”的结论:“千规律、万规律,只有市场规律这一条”,而“善用资源、惜用资源”、“和谐分工合作”,让“天生我才必有用”发挥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尽职尽责,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续发展”所呈现的“代代相传”、“明天会更好”也就得以实现。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则是探索财富(wealth)的本质,以及如何促进财富的增长,是典型的探讨“经济成长”课题。我们实在有必要回归亚当‧史密斯,好好返本归真向史密斯挖宝。#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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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7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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