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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惨”字写就的京剧四大须生之晚景

艺术生命本该继续绽放的四大著名须生,却在中共建政后,被中共的绞肉机先是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其后又被夺去了身家性命。(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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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20日讯】在京剧界,“须生”通常指表演老生的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须生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为嗓疾而渐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于40年代先后去世,“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为他们赢得了无数赞誉。

中共1949年建政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周信芳的命运也随之起伏。其中比较“幸运”的是杨宝森,他于1958年病逝,没有经历文革的惨烈,而其他几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伤害而逝。

中共出尔反尔 马连良惨死

京剧老生“马派”创始人马连良成名于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组成扶风社,与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被称为“南麒北马”。其雍容华贵的扮相和高亢、华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被人们广为传唱。

因在日伪时期,曾为满洲政府演出过,马连良在抗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通缉,他遂前往香港躲避。1950年,马连良受中共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当时周恩来说:“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马连良一听,遂决定东山再起,于是成立了“马连良剧团”,与中共各地国营的剧团不同,这个剧团仍属于私人性质,靠演出挣钱。

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马连良主动报名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那里一演半年,分文未取。马连良还一再安抚半年没有收入的团员,回国之后再好好挣钱,养家糊口。然而,回国后,因为马连良在慰问中共军队演出时“要钱”,而遭到批判。内心觉得冤枉的马连良无奈之下,只得公开检讨。

其后“反右”期间,马连良在彭真的“力保”下,侥幸逃过。其后,马连良排演了《赵氏孤儿》。1959年,为了回应毛的“学习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马连良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1961年公演后,受到毛的赞赏,毛还将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吃饭,以示表扬。

然而,到了1963年,政治风云突变,《赵氏孤儿》被江青冠以“毒草”二字,惨遭禁演,紧接着“帝王将相”又被“赶下舞台”。

1965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这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导火索。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牵连,被江青赶出了北京京剧团。

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价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据其弟子回忆,马连良在被隔离期间,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手执鞭子,闯进所谓的“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后,“红卫兵”又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还有一次,开会批斗所谓的“走资派”,马连良被强迫陪斗,其衰弱之状让人心痛。

凌辱和恐吓将马连良吓得人体浮肿、不能进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马连良在买完饭后摔了一跤,心脏病突发,被送到了北京阜外医院。16日即含冤去世,时年66岁。

马连良去世后,没有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地火化。大概到死马连良都没有明白:中共怎么可以如此出尔反尔?

周信芳全家的厄运

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创始人。7岁在杭州登台表演,其唱腔古朴沉郁、道白苍劲铿锵,与马连良并称“南麒北马”。

中共建政后,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并加入了中共。

1965年,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会议上批评江青让剧团停止演出,单打一地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耗资人民币几十万,指责这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

不久,上海《文汇报》开始连篇累牍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将其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爆发后,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家养的警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其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牛鬼头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

据《周信芳传》记载,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他被反剪双臂挂牌示众,“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周夫人裘丽琳则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绽,最终卧床不起。

1968年,张春桥亲自批捕了周信芳。接着,又抄周家,并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蘋”这样一句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心脏病发作含冤去世,终年80岁。

“不老实”的奚啸伯悄然离世

另一位著名的“须生”奚啸伯早年师承言菊朋先生,曾参加梅兰芳的剧团,后自组啸声京剧团。在北京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奚啸伯为人慷慨仗义,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他曾帮助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举行“义演”。

不仅如此,奚啸伯的孝顺也是出了名的。大到置办房产,小到买衣服,凡事都要经母亲同意。1949年,妻子病故后,年仅40岁的奚啸伯没有续娶,因为担心出现婆媳不和。1954年母亲去世后,他又担心新娶的媳妇对三个孩子不好,因此,直到离世,奚啸伯都是孑然一身。

中共建政后,奚啸伯担任北京京剧四团团长。1957年“反右”时,没有任何“反党”言论的他被打成了“右派”,他受邀前往石家庄京剧团工作。1959年变成了“摘帽右派”。

文革爆发后,奚啸伯被扣上了“反动艺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而听敌台也是他的一大“罪状”。根据章诒和写的《奚啸伯往事》,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只发50元的生活费,后来被降到15元。生活水准的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并患上了急性肺炎,后来还因为中风偏瘫。

1976年5月,奚啸伯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弟子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1977年12月10日,奚啸伯悄然去世,紧随着马连良、周信芳。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他只给儿子留下了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和去北京看亲人的未了的心愿。

谭富英的郁闷

谭富英出生于京剧世家,祖父谭鑫培和父亲谭小培都是著名的京剧名角。谭富英的成名也很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道不久就录制了几张唱片,其中与王连浦合演的《法门寺》,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抢手货。

1934年谭富英正式挑大梁,因其嗓音爽亮甜脆,十分叫座。有评论说,谭富英的嗓音却如皓月当空,嘹亮清澈。

谭富英也是个大孝子,他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如果在外边吃饭,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或者什么新鲜佳肴,谭富英总要花钱再请厨师做一份,带回家中给父亲品尝。

中共建政后,谭富英任北京京剧一团团长,1959年加入中共。可是,当父亲重病时,听中共话的谭富英却不敢告诉父亲自己要去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后来还是他父亲从其他人口中知晓,才让他离家。不过刚刚离家,其父亲就病逝了。

文革爆发后,谭富英批判一些同行时他不吝言辞,失去了传统做人的忠恕标准。一次,江青召开会议,要大家对京剧《海港》提意见,谭富英提出该剧高腔太多,不仅不利于艺术表现,而且对演员的嗓子有害。这令江青十分恼火,遂勒令其退党。其后,他也遭受了一些迫害,郁闷待在家中。1977年,谭富英病故。

结语

艺术生命本该继续绽放的四大著名须生,却在中共建政后,被中共的绞肉机先是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其后又被夺去了身家性命。或许,深谙忠孝节义的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曾经对他们的表演大加赞赏的中共高官们,为何要翻云覆雨?一句话,只因为中共要“革”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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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0 1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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