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我对面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肾癌四期，扩散到肺、肝。右肾的肿瘤已经侵蚀到大血管，如果完全压住血管，血液将无法流通，就会死亡。
他原是一名军人，40多岁，身体健壮得像美式足球运动员。单看外表，没有人能把他和癌症晚期联系在一起。癌症没磨去他的男人气性和决断，他在华府咨询了两个大医院，没有任何一种治疗能说服他，他便拖延不治。结果病情越来越重。
第一次见面，我们谈了很久。最后他同意先切除右肾的肿瘤。但这无法解决后患，他的肺和另一颗肾里，还有很多的肿瘤。
怎样扼制住他体内飞速生长的癌细胞，让他平顺地活下去？我们都在思考。
一日，我与他通电话。我说，现在有一种针对肾癌研发的免疫系统新药，处于临床试验的阶段，搭配现有的标靶药可能提高控制癌细胞的概率，你愿不愿意尝试这个方案？
彼时，临床试验在美国已较为普及，即新研发的药品在最后阶段，请病人试用。因新药尚未经大量病人使用，故有一定风险，但治疗成功率也可能比现有药物高很多。
他考虑近一个月，期间又去另一个医疗中心咨询。最后他同意了。
谁想，治疗的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他疼痛剧烈、发高烧、吃不下东西，几种副作用纷纷出现，身体剧烈反抗，看起来就快要承受不了。我和他一起紧张，常常打电话给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一天夜里12点多，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发烧厉害，很难过，我不停安慰他多喝水，告诉他如果症状很急，赶快来医院做检查。
好在过了一阵子，他的身体慢慢开始好转起来，副作用也渐渐消失。我终于心下稍宽。一年过去了，他的肿瘤控制得很好，没有再出现问题。两周前回诊时见到他，他精神很足，身体状况稳定，令我安心。
我无法确定是否是新药增加的概率救了他，毕竟任何药物都有概率性和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他完好地活了下来，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事。
“他们会想：试验性的东西为什么要轮到我？”
我做临床试验已有八年，像他这样让我印象深刻的病人并不少。他们大多与我年岁相仿，受过高等教育，对新疗法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些人也通过临床试验得到了未曾想到的帮助。
但也有很多病人，在我提起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解，他们会想：试验性的东西为什么要轮到我？特别是一些刚来美国的华人，对这个陌生的名词无法接受。
这并不奇怪。我记得我小时候刚移民来美国，牙痛都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医疗费用太高。并且，华人怕繁琐，觉得临床试验治疗太麻烦，隔两周就要跑一趟医院。但人的观念都在变化，随着来美国久了，看到、听到的多了，自己的孩子也接受美国的教育，渐渐的，他们发现一些临床试验确实能够为他们的病情带来好转，排斥感也开始淡化。
临床试验能为病人提供最新的药物、前沿的治疗和良好的照顾。在美国法律规定下，新药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测才能进入临床试验，用于病人身上。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对病人进行细致的照料，随时跟踪他们的病情，并及时处理可能的副作用。相比之下，在普通治疗中，医生忙于太多的病人，很难细心追踪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在与病人沟通时，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病人总是把临床试验作为最后一个选项，他们往往尝试了所有的治疗，等到病情走到末期，才决定做临床试验，其实这时成功率已经很低了。尤其比较难治的肿瘤，不是很多病人都有很多治疗选择。在美国，超过20～30%的人在肿瘤末期都没有受到治疗，因为发现的时候身体负担已经太大，已无办法做任何的治疗。并且，病人每用一种药物，若没起到效果，肿瘤继续增长，身体负担也在不断加大，未必能等到用第二种、第三种药。如果真的有很合适的临床试验药物，最好不要等到试过所有的治疗后再做临床试验。到了那时，治愈的概率已经非常之低。
“尽管如此，我并不会对所有人推荐临床试验。”
诚然，如今医学能有这样的发展，临床试验功不可没。我们现今用的很多有效的治疗药物，都是由临床试验测试而来。参与临床试验的病人，则是第一批受益于新药的人。
尽管如此，我并不会对所有人推荐临床试验。在提出治疗建议前，我会把自己想像成坐在那里的病人，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他，我会接受一个普通治疗、还是临床试验的治疗？有些病人可能服用现有的药物就有很大概率痊愈，我会建议他们做普通治疗。临床试验需要病人经常往返医院，便于医生随时检查、照顾病人的身体，但有些病人交通不方便，没有办法经常到医院复查；有些病人已到晚期，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意识可能不再清晰，这些情况下，我也不会建议他们做临床试验的治疗。
临床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病人，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当病人有可能从中受益，我才会建议他们去做。
“我每天都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给病人做临床试验，对于医生本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毕竟，没人能确定这个药物会有什么副作用。普通的药物，医生用药已很有经验，对于副作用很了解，一旦出现问题，知道怎样去控制，停药、减药、做调整；而在临床试验中，有些时候不知道副作用的起因，就会有压力。就像那个得了肾癌的男病人，治疗初期时发烧、身体不舒服、消瘦……那时候我接完他的电话，晚上自己会想，他在电话里讲的这个症状，是尿道感染吗，还是皮肤感染，还是……
然而，我却还是选择了这条路。我的很多家人都曾得过癌症，甚至也有家人不幸因癌病过世。那时我每天看一个病人，都觉得对他们的健康有贡献就是好的。后来我发现，我做临床试验药物治疗，当新药通过的时候，可以为以后的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疾病做出贡献，我的这一点点绵薄之力，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每个癌症病人精神、健康的一点点变化，都令我快乐。
我遇到过各种癌症病人，看着他们来来走走。例如一些二三十岁的睾丸癌病人，在父母、未婚妻的陪伴下来接受治疗，后来病愈、结婚生子，回归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我每天都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作为癌症的临床研究者，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病人。他们罹患癌症，已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却还选择做临床试验。他们在给自己机会的同时，何尝不是在给他人希望？
受访者介绍 曹哲凯
曹哲凯医生（Dr. Che-Kai Tsao）是美国西奈山医院Ruttenberg治疗中心医疗主任，从事临床研究八年，是目前数个临床试验的首席研究员。他专注于泌尿生殖系统癌症如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等新疗法的研究，并著作了40余本同行评审刊物。
责任编辑：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