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3月30日讯】（接上文）
三，“斗倒斗垮斗臭”：“斗争会”功能
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如果站在文革领导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斗争会”对这个目的确实是一种良好的设计，可以达到把文革的打击对象“斗倒斗垮斗臭”的目的。
为了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需要“斗争”校长和教员；为了摧毁“反革命文艺黑线”，需要“斗争”作家和演员；“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才能重建领导班子，实行和文革前有所不同的统治方法。
“斗争会”的实践确实不但使得“斗争”对象失去权力和地位，也使得他们失去自尊和信心，而且使得他们失去影响大众的可能。凑近来看在全中国实行长达十多年的大量“斗争会”实例，可以发现其如何实现其功能和目标。
1，人数和场地
“斗争会”的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一定都有众多人数参加。最少会有几十人（比如学校一个班），多则可能成千上万（比如全校），甚至十万人以上（全市性的）。召开“斗争会”的场地有教室、操场、会议室、礼堂，剧场，音乐堂，体育场。
当1966年6月学校全面停课从事文革的时候，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礼堂里开“斗争会”。7月底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斗争会”就开到了大型公共集会场所，主要是体育场和剧场。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当时最大的集会地点“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系列“斗争会”。那个体育场有十万个座位。其中有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的十万人“斗争”“小流氓”的大会，有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斗争”北京大学校一级和系一级负责干部的大会。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可以坐一千人，在文革中也成为重要“斗争会”场所之一。一批中小学校长在那里遭到“斗争”。上文已经写到1966年8月19日晚上那里“斗争”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的领导和北京市教育部门领导人的大会。
此外，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在这个音乐堂遭到“斗争”后，又被关押在学校楼上，8月20日坠楼身亡。当时她被说成“自杀”，她的同事和家人认为有充足证据说明她是被毒打后丢下楼的。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吉祥戏院，红卫兵把一车一车押来的“牛鬼蛇神”放在戏院舞台上“斗争”和毒打，只有少数人生还。一名受访的中学生讲述了他的红卫兵同学怎么在舞台上一边喊口号把一个二三十岁服装发式比较讲究的男人几大棒就打死。
文革中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都停止多年，体育场和剧场、音乐厅实际上就成为“斗争会”会场。这些建筑的设计是为了展示美好的艺术以及精彩的球赛等等，文革中用来展览野蛮和残酷。
在上海，举行了电视“斗争会”。上海是文革的样板城市，“四人帮”中有三个住在上海。上海的“斗争会”和其他地方的差不多，有“特色”的是用了现代技术，通过上海电视台实况播放“斗争会”。据《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文革后由官方撰写但是没有出版销售）：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一年中，上海电视台转播了51场批斗大会，每月转播约4至6场，也有一天内转播两场的。
这份《史话》也具体描写了“斗争会”：1967年1月1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石西民大会”，对陈丕显，曹荻秋，石西民等一批领导干部，“坐喷气式”，挂大牌子，揪头发，罚跪，甚至推倒在地，脚踩背部。电视转播这样的场面，无疑是对“喷气式”和“踏上一只脚”的最好最快推广手段。不过在北京并未使用这一方法，显然出于其他考虑。
电视斗争大会通知
兹定于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半在人民杂技场召开文化系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检举打击右倾翻案妖风，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其五翻案罪恶活动斗争大会，届时电视台转播实况，希各革命群众组织准时组织群众收看。
大会服务处电话 530220，
上海的受访者说，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每月五十元左右）才够买一个电视机（500多元），家中有电视机的人很少很少。工作单位有电视机，电视“斗争会”由工作单位组织工作人员一起收看。看完以后还立即组织座谈，或者马上把本单位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斗争”。上海当时有二百万工作人员，还有大量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可以想见，每场“斗争会”都有数百万人观看。51场电视“斗争会”，观看人次上亿。
文革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斗争会”，是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那天清华校园里人山人海。主办“斗争会”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广播站声称有40万人参加（后来一般的说法是30万）。主席台设在模仿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巨大主楼门前的台阶上。
王光美低头站在一张桌子上，身后两侧各有一名站在另外的桌子上的红卫兵，一手按她的肩膀一手拉起她的一条手臂。（见照片）。几百名高级干部“陪斗”（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一汉语新词）站在地面上，其中有原北京市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薄一波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等，每人身后也有两个红卫兵架其作“喷气式”。
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了1960年她作为“国家主席夫人”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天蓝色旗袍，头颈上挂了一片黑色的心脏形状的牌子，表示她有“黑心”，另外还挂了用乒乓球穿成的“项链”——因为她出访时佩戴了珍珠项链，三个月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和大学生谈话中特别讲到了王光美的项链（1966年12月28日），否则学生不会想到11年前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亚戴了项链的事情。
“斗争会”由当时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作主要讲话。美国人李敦白（Sidner Rittenberg，1946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中国，文革后离开回美国）也在会上发言。这个“斗争会”开了两小时40分。
一名受访者说，他当时是初中生，从城里赶到清华大学，人太多了，怎么也挤不到主席台前去。“我站的地方太远了，只看到了台上的一个小蓝点。”（那是王光美的天蓝色旗袍。）还有一名受访者比较接近主席台，她看到了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项链”。
从主持开会的蒯大富，到背后操作的江青等人，显然都认为要“斗倒”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刘少奇，那时刚被《人民日报》不点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需要开一个最大规模的“斗争会”。所以，已经开过很多次大型“斗争会”的体育场，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场地。现在进清华大学南门看到主楼前方两侧盖起的很多新大楼，不难想像出当年大片平地上的巨大人群的场面。
王光美身上挂有“黑心”和乒乓球“项链”，像京剧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披挂登场，不过是反派角色的形象。一个美国人的出场，更给这个大会带来了“世界性”的意味，似乎刘少奇已经不单被全中国人“打倒”，而且也被全世界人“打倒”。（李敦白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尽管这显然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最多观众的演讲。）
王光美“斗争会”显然鼓舞了别的大学的“造反派”。7月，在中南海西门的红墙外，发生了几十万人参与的“揪刘”运动。北京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全部积极参加，尽管他们已经分裂为两大派正在互相打来打去。他们的要求是：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争”。为此他们在中南海门外静坐甚至进行了绝食（是假绝食）。最高领导没有把刘少奇交给他们“斗争”，而是在他们开始“揪刘”31天之后，8月5日，在中南海红墙里面召开了“斗争会”，“斗争”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以及陶铸。
在历史事实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在“表演性审判”之后，布哈林被判死刑，他秘密写了一封信给未来世界的人们，让他的妻子背诵下来销毁了原稿。后来，她的妻子向世界公布了信的全文。刘少奇死于长期监禁中，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1980年他得到“平反”后，王光美对于他们的文革遭遇，没有说什么。这不能只解释为他们的个人性格差异所导致，这和“批倒批垮批臭”的“斗争会”直接有关。
在30万人甚至还有“世界”的“革命人民”面前，王光美/刘少奇没有任何反抗，也不能反抗。尽管他们在通向权力的过程中有过长期的革命经验，此时却只有配合被“斗争”。他们不但被剥夺了权力被“斗倒”了，也在思想上被“斗垮”了。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文革领导人非常“成功”的一面。
至于对看到这些迫害场景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慑力，是不难想像的。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人敢于同情被批斗者，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这种迫害。
2，频率和长度
文革中在“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人数很多，而且每个被“斗争”的人一般不止被“斗争”过一两次。在我采访过的人中，“最高纪录”是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韩作黎被“斗争”了400多场。他说他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斗争”的场数。数到第400场以后，他停止了计数。如果每场有300人参加，总计就有12万人次参加过对他的“斗争”。实际上，参加每场“斗争会”的人数常常远不止此数。例如他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遭到“斗争”时，那个会场有一千座位。
韩作黎告诉笔者（1995年采访）：批斗我，先在城里，后来又到各区县游斗，坐“喷气式”４００多次，打得昏死过去两次。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四、六、八中在 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把我也弄去了。八中校长温寒江，用带铜环的皮带，在他的背上和头上打，当场打昏死过去，地上流了一滩血，被拖下台去。四中校长杨滨也 在，跪在那里，又踢又打。教育局长孙国梁，红卫兵把他的肋骨踢断了三根。八中的华锦，几天后死了。（笔者注：华锦在会后继续遭到毒打，1966年8月22日死于该校校中。）
据资料：1968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经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100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刘仁40次，郑天翔29次，万里14次， 被批斗的还有陈克寒、赵凡、冯基平、崔月犁等。被批斗的中央领导干部有：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一、蒋南翔、马文瑞等。在批斗中长时间弯腰、挂牌 子、“坐飞机“以至被殴打。这种批斗会波及全市，各区、县、局，大批基层领导干部都遭到批斗。（《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委员 会编，1984年“内部”印行。）
文革的头三年，1966-1969，“斗争会”规模和频率都最大，但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推向高潮。清华大学已经成立的文革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中，老干部刘冰和军代表惠宪钧等人反对上文写到的迟群，他们把信送到邓小平那里转交毛泽东。毛泽东鲜明表态支持迟群。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惠宪钧遭到214次“斗争”，其中包括“喷气式”。（他和唐少杰的访谈，《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六期）
除了高繁频度，“斗争会”的时间长度也应注意。上面写到的王光美“斗争会”，进行了2小时40分钟，因为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长时间，如果延续，30万人要上厕所就会造成大混乱。但是不那么大型的“斗争会”却可能开得很长。
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她是1966年8月5号“斗争会”的幸存者，那天她被打坏了腰骨，她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在1968年秋天被连续“斗争”过48小时。该校“工宣队”说她“态度恶劣”，组织中学生轮班“斗争”她，不准她睡觉。一名当时19岁的学生有癫痫病，被分配在半夜时段，恐怖和劳累使她在“斗争会”上癫痫发作。
在笔者的调查采访中，被“斗争”时间的“最长纪录”是72小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黄敦老师曾留学苏联，1968年，他在军队作研究的同学在手枪威逼下“交代”了自己是“苏修特务”（苏修 = 苏联修正主义），把他也牵连进去。他实在说不出他们的“特务活动”，因此被罚站，罚跪，不被准许睡觉，被连续“斗争”了72个小时。“斗争”他的人中，有学生，也有军人。他说，幸亏他当时年纪还轻，身体还好，居然没有倒下。（2009年访谈）
在这样长时间的“斗争”中，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摧残。在网上会读到一些文章，议论为什么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中关于文革和反右的作品中，看不到《日瓦戈医生》中的境界以及“自由的心灵”。原因当然远远不止一个。不过如果试想应该怎样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确实首先想到了那位作者帕斯捷尔纳柯没有遭受过“斗争会”。尽管他和别的俄国作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严重迫害，但是他还能保持“自由的心灵”。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3，展览性
回顾人类文明中“罪与罚”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脉络和趋向，即对惩罚，特别是处死过程，越来越少展示给大众。在这方面，傅柯的《规诫和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作了尤其详细的考查。第一部分写了历史上身体惩罚和公开展示的关系：在19世纪，一方面，肉体惩罚越来越少公开展览（英文本，第8页），比如从监狱到刑场的游街仪式取消了；另一方面，折磨身体的方法少使用了，例子是能很快杀死一个人的断头机的发明和使用（第25页）。虽然傅柯的这种概括是建立在对欧洲历史的这方面的知识上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古代有“示众”，把定罪了的人放在木笼子里展览给大众看，死刑刑场也开放给大众观看。这些都不是现代司法系统的做法。
但是，文革中“斗争会”上发生的野蛮和残酷的事实，恰恰和历史走势的方向相反。文革“斗争会”的共同特性是公开展览“斗争”对象和过程，努力制造更大的示众效果。上文已经说到“游斗”。而作为“斗争会”的延长，“示众”也常被采用，即让被“示众”者长时间站立在某个显眼的地方，为了供更多的人观看。
数位受访者说起，他们曾经在北京目睹共青团中央领导人、中宣部诸领导、文化部诸部长在他们昔日掌权的机关大院被“示众”。上海的一名受访者说，绍兴戏（上海人一般这样称越剧）名演员被“示众”的时候，有中老年女戏迷纷纷前往，带着崇拜和同情，所以很快不再“示众”名演员，以免发生太多“副作用”。
上文已经介绍了“斗争会”的场地常常很大，人数常常很多，这都是为了增强其览性。“斗争会”场上有高音大喇叭，也常常插了很多红旗。被“斗争”者戴高帽子，胸前挂写有罪名和名字的大牌子，名字上又红色大叉子。这些，都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量。
上文写到的王光美被“斗争”时身上挂的用乒乓球穿成的“珍珠项链”，是典型的对原物充分“放大”以增强视觉效应。所谓“喷气式飞机”更是如此。下跪也表示投降和顺服，但是却不如“喷气式”更被“斗争会”普遍使用，显然因为“喷气式”张开后举的双臂和站立姿势，再加上身后的两个按头拽胳膊的人，明显地“放大”和突出了被“斗争”的人的屈辱形象。
在 采访中，笔者发现，受访者往往都对“斗争会”有相当清楚的画面记忆，尽管他们可能已经不记得那天是哪年哪月哪天。文革中因为一些人写日记成了“反革命”， 所以几乎没有人写日记（请见我的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很多事情都被忘却了，然而很多人记住了他们目击的“斗争会”场面。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斗争 会”在制造视觉效果和心理震撼方面的成功的效果。
上文讲到了北京大学在1969-1970年的“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召开七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 在第二个大会上（1968年8月8日下午），在北大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军代表大声宣布逮捕“美日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信德。观众中，早已埋伏在 陈信德旁边的人把他抓出来推到台子上，铐上手铐，由公安人员带走。
陈信德是东语系日文教员，中国最好的一部日语语法书的作者。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那天一 早陈的学生到他们家中，通知她也去开会。在会上她听到宣布十分震惊，一下子站起来，立即也被已经安排在她四周的人围住压她坐下。陈信德被抓走后，并无审判也无判决，也不准家属会见。一年多后，1970年12月陈信德在山西长治监狱中去世。
紧接着，8月15日，在同样地点再次召开同样规模的大会。主 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像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 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 手一下子就把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他的“罪名”是他不承认30年前当过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国民党区分部委员。
这两个“斗争会”景象都是事先精心策划过的，简直像电影里的戏剧性场面，也确实发生了强烈的威慑效应。公安人员，手铐，警车，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质彬彬的北大来说是他们过去不曾想像会降临自己头上的东西。在这样的威吓下，随后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上，很多人被迫承认，是“潜伏”下来的美国特务（曾在美国留学），是“披着教授的外衣，干反革命”，等等。更严重的是，有的“揭发”别人在私人谈话中的“反动言论”，有的“揭发”别人要“叛国投敌”。因为不愿被“从严处理”，他们做这些争取“从宽处理”
1990年代，北大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焘在和笔者的谈话中说，章川岛被铐上手铐带走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杜老师整夜不能睡觉。他被迫承认他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和参与策划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那个塔看似佛塔其实是水塔）。因为否则就要像他的同事章廷谦一样被“从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炸掉水塔。他告诉笔者，他被这种讹诈和恐怖吓住了，说了假话。他显然是一个有很深的道德感的人，尚且如此；一般人在“斗争会”的赤裸裸的恐怖中，更是无从抵抗。甚至到文革后，有勇气谈论这样的往事的人也很少。
上文引用了傅柯对惩罚历史的描述，应该在其他欧洲历史书籍中也能看到。傅柯更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他对中国革命中的群众专政和血腥暴力的赞赏。这不但牵涉到事 实（他显然不懂中文也没有访问过中国，也不是中国事务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而且事关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人道观念 （他有限的关于中国的知识首先是建立在他的基本判断原则上的）。他称赞中国国家机器“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傅柯>一文〉，北京《万象》杂志，2000年9月号，页 51-62。）郭建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傅柯现在中国很有一些追随者。笔者认为，应该对傅柯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毕竟对中国人来说，暴力迫害是切身之痛，而不是他人的事情，不能允许用轻浮的态度来支持和肯定暴力。
4，家人被迫“斗争”亲人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内打死了三个人。有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还有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和姜培良一起被“斗争”的还有校长高云，以及已经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高云被打得昏迷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也运到了火葬场。火葬场有太多被打死的人要排队等候。高云在死人堆里苏醒过来，回了家。数名受访的老师听过他本人讲这段可怖的经历。
在大礼堂舞台上打人的时候，红卫兵用了有钉子的木棒，一打就把肉丝刮下来，鲜血淋漓。会中还有人大喊，“拿盐来。撒在他伤口上。”姜培良有一个儿子在这个学校初中读书，红卫兵把他儿子叫到台上去，让他打父亲。他儿子拿起一根木棒打了。姜培良在会上被打死。后来姜培良的儿子一直精神不正常。
文革中北京大学铅印的一本小册子里总结和鼓吹的“先进经验”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从九岁女孩身上看到了什么》，署名“中文系一排四班”。这篇文章介绍了怎样动员九岁的女儿来迫使历史系一名教师“坦白交代”。另一个系的领导人的女儿说，1968年，系里面“斗争”她母亲，系里的大学生来家里叫孩子们去，要他们“揭发”和“划清界限”。她14岁，她不肯去。弟弟10岁，就被大学生带去了。
1970年3月19日，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斗争”数学系教员刘品馨。根据一位教授所作的记录，军代表宣布刘品馨的“滔天罪行”是， “攻击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运动，攻击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罪大恶极”。会上还有三个发言。其中第一个发言人是她的丈夫，也是大学同学及同系教员。发言说，他和刘品馨共同生活八年之久，不知道其为反革命分子，已离婚。他“揭发”了刘品馨在家里说的和做的事情，包括反对在家中挂毛泽东的画像和下乡劳动时怕苦要丈夫寄饼干。他并要求“（给刘品馨）戴上帽子实行专政”。刘品馨19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她出身于教员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家人叫她“小五”。她结婚的时候，系里同事（很多人也是她的同学）去祝贺，送了一副押韵的对联“聪明如XX（丈夫），美丽如小五（新娘刘品馨）”。文革毁掉了她的家庭和她自己。因为反复被“斗争”，刘品馨发生了精神失常现象。她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去世，其时不到65岁。
“斗争会”已经把被“斗争”者置于绝对孤立的境况，把他们的家人也拉到“斗争会”上来“斗争”他们，是剥夺了他们最后的可能的避风港，就是“家”。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精神和感情上也被彻底“打倒”了。其中的残酷，是稍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很容易懂得的。笔者还需要指出，这种分离子女和配偶，强迫离婚和子女改姓的做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里也被大量使用。
这种方式实际上不但给被“斗争”的人，也给参与“斗争”他们的亲人带来了重大心理创伤。上文写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在1966年8月5日的“斗争会”上被打成骨折重伤，并且目击多年的同事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在1968年被连续“斗争”48个小时。那时她的小女儿还在小学。后来小女儿就近入学升到那个中学。学校里继续不断“斗争”胡志涛，小女儿被安排在主席台前第一排，让她带头喊口号“打倒胡志涛”，她就喊了。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小女儿发生了精神忧郁和焦虑，不能集中注意力，不断回想自己喊口号“打倒”自己的母亲的情景。她姐姐劝慰不起作用，告诉了母亲。姐姐后来宽慰地告诉笔者，母亲毕竟是几十年的教育工作者，知道怎么治疗心理问题。母亲和妹妹谈话后，妹妹逐渐恢复了健康。至于其他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得到治疗，还是个问题。
5，“斗争会”和死亡
据笔者的调查，全国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人，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到学校。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游街”。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两天后他在8月5日死去。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
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了五名校级领导。卞仲耘副校长（50岁）被打死，其他四人被严重打伤。“斗争”的方式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用开水烫，强迫挑大土筐，挑不起来就打，等等。卞仲耘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窟窿。她的手表被打坏，钢表带上有撕裂口子（可见于胡杰制作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该校位于北京市中心，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后，中共北京市委，国务院办公室等都来过人了解情况，唯独公安局没有来人。
“斗争会”上杀人，不但没有成为罪孽和耻辱，却成为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3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后来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在北京，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8月18日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甚至直到2007年，她还把这张照片放在她成为该校90年校庆选出的90名杰出校友的展板上。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斗争”十多名教员和领导干部，美术教员陈葆坤被打死。8月20日上午，北京女三中召开“斗争会”，校长沙坪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女十五种校长梁光琪在校中被红卫兵“斗争”打死，她被虐杀的细节中包括强迫她喝尿。8月27日，北京第三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在操场上召开“斗争会”，“斗争”学校附近居民中的“牛鬼蛇神”。武王侯祠胡同16号居民栗剑萍（40岁左右）在台上被红卫兵一棒子打倒。一名受访者说，他当时在台下同学当中，随即听到一片喝彩声。很快栗剑萍就被乱棒打死了。罪名是“土匪婆”。
这种当场当众打死人的“斗争会”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大量发生。仅北京一地，就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残暴行动，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杀人形式。也就是说，不是派专业刽子手杀人，而是把人“斗争”死。1966年8月27日，北京的著名掏粪工人时传祥到清华做报告。一名当时的清华学生说，他听到校园大喇叭里时传祥说：红卫兵小将打死多少，我们清洁工人就拉走多少。（后来时传祥自己因为受过刘少奇的接见和表扬被指控为“工贼”并被驱逐出北京回原籍死在那里。）当时，北京街头开过堆满尸体的卡车和平板车，尸体上没有姓名标记，开往火葬场烧掉。家住北京西单的一名目击者说：尸体身体裸露（因为衣服已经被打烂了，当时又是最热的时候只穿单衣）,就像生猪片一样堆在车上。一位9月13日到过北京火葬场的北京大学教师说：那里草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尸体，非常可怕。
这种暴力“斗争”的极致是吃人，把被“斗争”的人打死，然后吃他们的身体。1968年在广西，吃人不是个别发生的。广西有十万人惨遭“斗争”死亡，有数百人被吃。被害死被吃的人绝大多数是所谓“阶级敌人”。在笔者作的很有限的对广西情况的调查中，有一名受访者的父亲在“斗争会”后被吃掉，还有一名受访者看到村里架着锅煮人肉吃。
“斗争会”杀人，显然和一般的打人行凶犯罪有很大不同。后者一般是秘密地作的，而且是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的。“斗争会”打死人则在大会上公开进行，配以大声的口号其他夸张性动作，甚至是在“喝彩”声中进行的。从前被判了死刑的人，还允许和家人告别，由职业刽子手执行处死。在“斗争会”上被折磨死，人的最后的尊严即死亡的尊严被彻底剥夺。历史上被判了死刑的人没有遭到过这样残酷的虐杀。不难理解，世界上没有比这种在“斗争会”上打死人的方式，能造成更大的恐怖和威慑效果。
在历史上，有人在绞刑架前发表演说，有人在法庭上发表辩护词，也就是说，虽然死去，但是可能成为历史上的“烈士”。“斗争会”不给任何人提供这种做“烈士”的可能性。这种彻底而镇压方式，是文革肆虐十年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公开的反抗者的原因之一。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在“斗争会”上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在那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对家人说：他们“打死我这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被虐杀而死。她死后，警察不曾来过学校做例行的检查，尽管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心。就如卞仲耘校长所说,“斗争会”把人像“一条狗一样”打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会”还直接导致了数字巨大的“自杀”者。他们在被“斗争”之后“自杀”，或者在得知自己将会被“斗争”而在“斗争会”前“自杀”。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斗争会”所杀。
在 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八一农垦大学（1958年农垦系统办的学校），1966年8月28日召开全校“斗争大会”。会上，一批教员被脸上涂了墨，还被强迫围绕主 楼在地上爬行。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一起被送到“北大荒”。当晚他们夫妇一起服安眠药身亡。时年分别为44、 40岁。同日校中另一名教员在被“斗争”后“自杀”未死。陈自成、王亭死后学校里还再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 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运动发源地），文革中有两名教师“自杀”，都是在“斗争会”上被“斗争”后立即发生的。首先是物理老师刘澍华。1966年8月26日下午，刘澍华在高二的教室里被“斗争”。他和女老师顾涵芬并排跪在教室前面的地上，一边听“批判”发言，一边被铜头皮带打。他们被“斗争”了一个下午，顾涵芬一只眼睛被打伤，肿起来鼓得像个鸡蛋。她的这只眼睛从此基本失明。她的丈夫当晚送顾涵芬去了医院。但刘澍华和十多名老师干部一起在清华附中教学楼五楼大教室更多的学生面前继续被“斗争”。他班上的一名学生说，刘老师跪在地上，被一名高三的女生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斗争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刘澍华在会后爬上了清华锅炉房的大烟囱上往里跳了下去。两年以后，在五楼的另一间大教室中（该校五楼有两间大教室），体育老师赵晓东遭到“斗争”和殴打。“斗争会”结束后，他从五楼下楼，在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的小窗户里跳了出去。一名受访者说，他跟在赵老师后面走，眼看着赵老师钻进窗口跳了下去。赵晓东白色的脑浆溅落在教室楼前的水泥地上。
还有人在“斗争会”之前“自杀”。1966年8月，除了教师刘澍华，清华大学附中还有两名女学生“自杀”。一名高一女生遭到单独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8日逃出学校去卧轨。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导致终身残疾。另一名高二学生郭兰蕙在8月20日星期六得到红卫兵通知，将在星期一开会“斗争”她。她在星期六当天服毒，然后在医院地板上躺了一周后死亡（该校红卫兵通知医院不抢救）。父母给她起名如此美好，望她如兰似蕙，洁净芬芳，但是她才19岁就被迫害身亡。
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教研室助教李大成平时喜欢信手涂抹。有人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它手写的毛泽东的名字旁边有“打倒”二字，加上他有亲戚在香港，他被指控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北大里没有人会真相信这会给毛泽东带来任何损害，但执掌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要对他开“斗争会”。在“斗争会”的前一天，1968年10月23日，李大成从生物楼三楼跳下身亡。时年32岁。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告诉笔者，她当时是“摘帽右派”身份，曾经在校园“劳改队”中，那天她正忧心忡忡低头在生物楼前走过，李大成落在离她两米开外的水泥路面上。
南京第13中学两名教师在同一天死亡最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被打死和被“自杀”的关系。一名受访者写信给笔者：
韩康，南京第十三中学图书馆员，因以前曾参加过国民党，1966年9月5日早上被十三中的红卫兵揪到学校操场上批斗。另有十三中体育教师夏忠谋，也因历史上有参加过三青团等“问题”，一起被揪到操场批斗。 批斗中，红卫兵对二人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砖头砸。红卫兵说韩康的态度不好，对韩打得更是厉害。直至下午三四点钟，韩康两三次昏死过去，但都被红卫兵用 冷水泼醒后再接着批斗。到傍晚，韩康终于被活活打死。夏忠谋因一直低头任由红卫兵批斗，所以侥幸没有被当场打死，晚上他被关押到学校实验室，外面有红卫兵 看守。夏忠谋看到韩康被打死，自己被关押第二天要接着批斗，肯定是难逃一死，因此晚上用衣服撕成布绳上吊身亡。两人都死于1966年9月5日一天。
自杀者在文革时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文革后，还有人指责他们“性格软弱”，“胆子太小”等等。但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会想到，自己在那样的情境中会做什么？自杀表示不愿再喊万岁，表示不愿再“低头认罪”。他们死了。实际上，相对而言，自杀是当时发生的最强烈的对文革的反抗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们死后还要对他们开“斗争会”的重要原因。
在采访中，一名中学教员告诉笔者：他在文革中被“斗争”的时候，反复告诉自己一句话：他把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成了“士可辱不可杀”。他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着，活了下来。
至少还有两位受访者也告诉笔者，他们怎么用“可辱不可杀”来帮助自己忍受“斗争会”的身体折磨和精神侮辱。三名受访者在不同城市或不同单位工作，却不约而同地用了同样的方法，活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我以为应该理解成激励人们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道德原则，并不是说人只有在受侮辱和死亡之间作选择。只有在文革中，人们才真的被迫在死亡和被侮辱中选择一种。文革残酷地摧毁了人的尊严和道德，于是这句古语也被颠倒运用。
6，“斗争会”成为常规政治仪式
在人类文明中，存在很多“仪式”，比如，婚礼，葬礼，等等。这些仪式在文明中有重要作用。文革中，“斗争会”不但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活动，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政治仪式。
“斗争会”可以和庆祝活动安排在一起。1967年6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校中建成巨型毛泽东塑像。七万人在北京大学开大会庆祝塑像落成（显然七万人中的大多数是从校外来的），庆祝活动中的一项，是把北大的“黑帮分子”揪来会场“斗争”。（1967年6曰5日《新北大》报纸报道。）
“斗争会”成为文革的最重要的两种日常“仪式”之一。另一种革命新“仪式”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包括建造大批毛泽东巨型塑像，要求所有人每天向毛泽东像做“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等。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斗争”和庆祝，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毛的崇拜，编织在一起。当文革研究进一步发展，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二者是怎么结合起来而且互相促进的。
“斗争会”甚至成为“节日”的一部分。文革中，当局常在节日前安排大会对“阶级敌人”宣判死刑或者判处长期徒刑的“公判大会”，这是“斗争会”的一个亚种。1968年4月27日，即五一节前夕，上海在文化革命广场开大会宣布判处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七名“现行反革命”死刑。“七名现行反革命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场内场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报》） 古代的人在节日时向上帝献出牛羊猪作为“牺牲”，文革却是拿活人来代替。
“斗争会”成为文革日常生活的固定的一部分。一名在黑龙江省农村当过“知识青年”的受访者说，他1969下乡，不满16岁。一天收工很晚伙房没有饭吃了。他说了“不给饭吃，以后再不加班了”。“指导员”组织开会“斗争”他，罪名是“煽动罢工”。知青宿舍里，三面靠墙是火炕。被“斗争”的人站在中间的地面上，别的知青在炕上，“批判”和“揭发”他。“斗争会”开了三次。最后一次天气比较暖和，场地移到了队上的大棚子里。另一名知青和女朋友未经允许跑回天津家里，回来后也开他们的“斗争会”。队干部给他们定的罪名是“逃兵”，老乡们感兴趣的是盘问男女关系细节，倒也使得“斗争会”不那么严肃凶狠，只是羞辱。对干部来说，“斗争会”则似乎成为一种使用方便的管理方式。
文化人类学对“仪式”有相当多的研究。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自己的生活及意义。这是文革历史研究深化时可以借鉴的。文革中“斗争会”的日常化和礼仪化，显示着“斗争会”哲学和模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权威性。当报纸称上海人对在节日前枪毙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拍手称快”的时候，被迫害者怎么能不被“斗倒斗垮斗臭“呢。
四，“斗争会”由来
1， “斗争”词义变迁：并非中国传统
“斗”和“争”都是古老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公元121年）正文和注释，前者（指繁体字“斗”）是两个对立的人，身后各有兵器。“争”是两手把东西引向自己。汉语里有“斗鸡”“斗蟋蟀”之说，是指双方互相“斗”。有“争利”“争艳”，指要得到“利”和“美丽”。二者都不像“打”或者“杀”，那两个字可以用在“你打他”“你杀他”这样的句子里。
在《辞源》和1990年代出版的《辞海》中，都没有收入“斗争”这个词，尽管在很多年里这是中文的最常用词之一。在日文大词典中有“斗争”词条。该词条指出，“斗争”最早出自《韩非子》（显学：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作为一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新词，在日文中“斗争”的意思类似中文的“冲突”或者“战斗”。日文在20世纪初有了“阶级斗争”，是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来自西方的说法。翻译的时候，从中国的古书《韩非子》里找到了“斗争”二字并用。“阶级斗争”一语后来传入中国并被经常使用。另外，日文把希特勒的书名翻译为《我的斗争》，中文则翻译为《我的奋斗》，可以看出日文的“斗争”的另一个意思像中文的“奋斗”。
“斗争”作为一个双音节词从日文进入现代汉语。在文革时代“斗争”成为使用频度最高的词之一。笔者在电脑上统计了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发出的关于开展文革的《通知》（后来常被称为“516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中的高频度出现词语。在这个4，684字长的文件里，出现“阶级”一词114次，而“斗争”被使用了31次，甚至比“革命”一词（21次）使用次数更多。
在汉语中，“斗争”不但成为常用词，而且词义改变了。“斗争”最初的意思是双边互相“斗争”，和传统说的“斗鸡”“斗蟋蟀”相似，双方都可以攻击和防守。在“阶级斗争”这个词语中，也还有这样的双边互相“斗争”的意思。但是在“斗争会”、“斗争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上下文里，“斗争”成为“及物动词”，而且后面的宾语是人，被用在“张三斗争李四”这样的句法结构里。而且，从“斗争会”的实践，可以知道“斗争”意味着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压倒性的侮辱、虐待、折磨，甚至杀害。
这一语义上的改变，发生在文革中发生的其他社会生活改变中，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也因此没有引起《辞海》编撰者的注意。然而，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个词的习惯意义的改变，而是一种新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生活实践开始出现并普及，而且，这种实践并非一时一地偶然发生，而是蔓延到全国每个地方，也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人（不是被“斗争”，就是“斗争”别人），而且持续了十多年。“斗争会”在文革结束后，逐渐消失。
2， 最早的“斗争会”
在笔者看到的文字资料中，关于年代最早的“斗争会”的描写是在姜贵（1908-1980）的小说《旋风》中。这部书写到1930年代-1940年代初山东共产党控制区的生活，其中有发生在一个叫“方镇”的地方的首次“斗争会”。书中写道：方镇初次出现了斗争大会。
罪状原是现成的，用不着收集，因为两个人都是地主。只这一点，已经够了。
在省委代表和总队司令部扶持之下新成立的中共镇委员会，领 导各街各巷委员会，挨家挨户，鸣锣通知，东岳庙前的广场上，斗争大会开始了。因为是首次，大家都有一个看热闹的好玩的心，当作看社戏一样，扶老携幼，纷纷 而至。广场上人山人海，围绕着庙前的戏台。方八姑和方金阁，五花大绑，被推上台去，面众而立。只见一个共干，指手画脚演说一番，因为群众太嘈杂，谁也没有 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另有几个共干，用皮鞭木棍把两个人没头没脑乱打一阵。共干再演说，就有靠近台前的群众纷纷跳上台去，把两个人狠踢狠打。
（台北：大众书局，1962，页449）
《旋风》是小说，人物和地名是虚构的，但是这种关于“斗争会”的描写却无疑是真实的。根据资料，姜贵亲身经历了那一段历史。小说里的这种描写其实可以成为史料。（关于这种来自小说中的史料使用，学术界有过专门讨论，在此不必详说。）
如果怕姜贵是反共作家可能夸大“斗争会”的恐怖，那么资深共产党作家赵树理（1906-1970，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斗争会”的描写其实相仿，只是他对此持肯定态度，很自然地写出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赵树理最著名的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第六节小标题就叫“斗争会”。小说中写到在共产党掌权的村子里“斗争”某某人，是笔者看到的把“斗争”用作及物动词的最早的例句。在他的《李家庄的变迁》（1946）中写到了“斗争”地主的暴力场面，不但打人打死人，还把地主分了尸，比姜贵描写的更残酷：
只见已把李如珍（注：被“斗争”的地主）拖到，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有的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胸口”，县长、铁索、冷元都说不好。说着挤到当院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已经破了。
赵树理写这部小说是在1949年以前。在1950年代初的全国性的“土改”中，有四百万地主死亡，其中很多是这样被“斗争”死的。
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是，赵树理本人在1949年后得到很高的职位和写作荣誉，但在打击目标进一步扩大的文革中，他本人也遭到残酷的“斗争”。在“斗争会”上他被打断肋骨，从台上摔下碎了髋骨。1970年9月17日他被押到省会太原最大的会场湖滨会场“斗争”。他在“斗争会”中昏倒在地，六天后死亡。如上文所说，这当然不是先前的受难者对他的“因果报应”。这也不必用带有玄秘色彩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来感叹。这是“斗争会”制度造成的结果。
3， 文革前的“斗争会”
以上描写的是共产党执政以前的“斗争会”。作家老舍则描写过共产党执政后的这种大会。文章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杂志上。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 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 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 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
笔者第一次读到老舍的这篇文章时相当震惊。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和15年以后，1966年8月23日，老舍自己在北京文庙遭受“斗争会”如此相似。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争”者为自己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并对被“斗争”者使用暴力。老舍文章里写的被“斗争”的人被枪毙了。老舍自己在遭到这种“斗争”后的第二天，到北京的一个小湖（现在已被填没）投水身亡。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55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据民间研究，实际数字两倍于此）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教员、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医生等等，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都遭到“批斗”。笔者和北京大学乐黛云老师谈过她当“右派”的经历。她的《四院沙滩未名湖》里写得分明：“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根据资料，北京大学划了716名“右派分子”。“斗争会”的规模一定非常大。但是和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斗争会”相比，又有很大差别。
4 ，毛泽东和“斗争会”
“斗争会”是毛泽东本人倡导和支持的，不但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在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用带激情的笔调描述了“斗争”地主的种种方法。这篇文章在文革中得到广泛阅读和引用，并成为具体的行动指导。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斗争会”这一说法，但是多次使用“斗争”一词，并介绍了“戴高帽子”“游乡”，“小质问”，“大示威”，“驱逐”等后来在“斗争会”上普遍采用的具体手段。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将地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指的是权力地位，但在文革“斗争会”上变成了真的“踏上一只脚”，如上面描写的北京大学附中刘美德校长所遭受的，以及上文中的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戏剧学院的照片所显示的。
据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和丈夫吴天石（江苏省 教育厅长，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宣布撤职）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他在北京开中央全会，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毛和周没有说批评的话。
毛泽东文革中相当关注如何“斗争”人。根据他的医生李志绥描述（《毛泽东私人医生》，台北，时报出版社，页４７２－４７３），1967年７月１８日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斗争”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李志绥看到，“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刘几脚，打了一个耳光。”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７月２１日，空军司令部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到上海，他跟毛泽东讲了两遍北京“斗争”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被“斗争”的场面拍下了电影（是否为了毛泽东要观看呢？），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披露了其中的一小段，现在还可以看到。
毛泽东还亲自观看过上海的电视“斗争会”。1967年10月，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廖政国对《解放日报》记者谈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
主席在上海看了批斗陈、曹电视：“假检讨，真反扑。”主席很满意说：“这是说理斗争大会，教育意义很大。”也看了三军斗陈、曹大会，看了一半。上海攻联司的电影也看了。
1968年7月28日夜，毛泽东接见北京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等，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要坐喷气式。”毛泽东的这句话，当然也关系到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也许会有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成他的“仇父情意结”。但是在文革的上下文里，显然带给人们的指令的意思是，他对这样一种正在普遍使用的文革形式的肯定和欣赏。
现在有人替文革领导人辩护，说很多事情是“失控”所致。中共中央文件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的几项意见》（1967.03.16；中发［67］104号）写道：
五、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
六、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谩骂的词语，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等。
意思很清楚。只是“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而不是实际活动中“一律不许”作这些事情。是“中央”在引导和控制着“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这些事情。从这个文件，也可以看出，文革领导人如何有层次地控制关于“斗争会”的宣传和记录。正式的报纸和杂志不刊载有关“斗争会”的消息，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铅印而不正式发行的报纸报道“斗争会”消息并刊载一些照片，但是这些不报告导致的死亡。文革一直是乱中有序，领导人不但控制“斗争”什么人，而且控制怎么用文字来报告这些“斗争会”。说他们不知情来为他们推卸责任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中共中央还指导“斗争会”的种种细节，包括如何制造戏剧性场面。中发［68］74号”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文件开头是毛泽东的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19日
这个文件中有如下一段：
凹 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 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待自 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 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 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但文革的主体部分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构想，连在“斗争会”上预先安排埋伏的人把“坏家伙”抓到台子上这样的细节，都是上面设计推广的。在上面写到的北京大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上，就正是按照指导这样做的。“斗争会”不是一个“群众”激情过度而自发产生的形式。
作为一种实践，如上所引的文字表明，“斗争会”最早用于“斗争”乡村地主，文革中的“发展”在于大规模引进了城市，特别是学校、文化机构，以及共产党的上层权力机构。这不仅是革命形式的发展，而且是和革命对象的不断扩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前，虽然发生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各种惩罚，包括死刑、判刑、劳动教养以及开除公职和学籍等等，也在学校或者工作单位的集会上遭到“斗争”。但是，在城市的学校和科研单位普遍地召开暴力“斗争会”，在会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中相当多的资深共产党干部也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有的人，例如曾担任中共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韶华（原名周玉铭）在文革中遭到“群众”的暴力“斗争”，回想到他在农村“土改”时，“斗争会”的前一天主持者们商定要在会上由“群众”把谁打死，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被列入这样的名单。（见韶华的书《说假话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在文化界进行这样的“斗争会”，也是这个革命自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韶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暴力“斗争会”从农村发展到城市 大规模召开的过程。
在时间造成的远距离中，今天我们看得到“斗争会”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会理解到，对这样一个既非中国传统就有，也非苏联同道所用的怪物，一旦在中国发生，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脓肿，越来越大，并且有了自身独立的逻辑和需求，同时，祸及越来越多的受难者。
五，为什么“斗争会”流行？
1 ，毛泽东的“群众专政”
在苏联，没有过中国这样的“斗争会”（另外的区别之一是没有建立过“牛棚”，即设立在每一个工作单位的监狱，用来关押那里的工作人员）。根据现在发布的资料，斯大林在1937-3８年的大清洗中杀害了数百万人，已经有1，345，796个受难者的名字和资料公布了出来。从数据看，斯大林的杀人方式是：逮捕，然后由苏联法院根据刑法第58条（“反苏维埃罪”）判决死刑或者有期徒刑，被判有期徒刑的人被送往“古拉格群岛”，即“国家劳改总局”建立在遥远地区的大批苦役集中营。相对来说，斯大林的手法是把杀戮和迫害与普通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由专业机构来实施逮捕、监禁和迫害。在地理上，那些苦役集中营在遥远的地方，并不在老百姓的日常视野中。
中国的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使用的是“群众专政”的手段。文革也使用死刑和监狱，而判刑的人也都关在“古拉格”式的“劳改农场”做苦役，但是，文革还实行“群众专政”，即由“群众”而不是由警察来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所谓“群众专政”，是相对于用警察、监狱这些“专政手段”来说的。
可 以看到，在文革历史上，“斗争会”和“牛棚”作为文革最具特色的两大迫害手段，和“群众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斗争会”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区域 召开的攻击、侮辱和折磨文革指定的“敌人”的群众大会，“牛棚”则是建立在每个工作单位的关押本单位被“斗争”的“敌人”的监狱，狱卒都是各单位的工作人 员。笔者另有专文记载和分析“牛棚”。
毛泽东在1967年这样说了“群众专政”，其实在1966年就这样做了。1966年7月，他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在刘邓主持大学和中学的文革的时候，“群众”要有“工作组”（他们已被派在学校取代原来的领导人）的批准才能召开“斗争会”，也不准对“斗争对象”使用暴力。上文写到北京大学1966年6月18日发生暴力事件。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文件（该年395号）来撤销刘少奇四十五天前发出的制止北大“乱斗”并重申“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的文件（该年310号）。这可能是文革中发出的最短的文件，全文只有43个字：“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但是这短短一句话引来了全国性的暴力“斗争”高潮。同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这是北京市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可以说是“群众”）打死的人。
有一个关于虐待和折磨的心理学实验是非常著名的。1961年耶鲁大学Milgram教授设计的实验中，招募来的实验者掌握一个电击键钮，按键钮就可以处罚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答错了问题的“学生”，还可以听到学生遭电击后的叫声。实际上，“学生”是假的，叫声是录音，但是受试者不知道这一点。事先人们以为很少有人会继续惩罚受电击的“学生”。可是，实验的结果相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受试者听到 电击后的“叫声”仍然按照要求按动电击键钮。 这个实验揭示了人心深处平常看不到的黑暗。实验报告给人们带来了震动和警示。文革则几乎是对这个实验的真人真境的再现，而且人数和规模无比巨大。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个实验，因为他们看到了亿万人在文革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虐待和折磨的行动。
本文主要陈述了“斗争会”对被“斗争”者的迫害，然而也需要指出斗争会”对普通人的道德腐蚀。 斯 大林的安全机构的警察逮捕的，一般是他们不认识的人；在文革中，人们“斗争”那些他们认识的人。在那些几十人，几百人或者一二千人的“斗争会”上，被“斗 争”的人和“斗争”人的人，互相认识。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要人们“斗争”他们认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斗争”他们的“熟人”：学生“斗争”老师，工作场 所的下级“斗争”上级，儿女“斗争”父母，丈夫“斗争”妻子或者妻子“斗争”丈夫，还有同学“斗争”同学，同事“斗争”同事，邻居“斗争”邻居，等等。因为是“认识的人”，所以人们其实多少了解这些人和他们自己差别不大。可是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帮助这些人，而且还“揭发”这些人，有的还可以说是“事实”，还有很多是把事情加油添醋，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结果是让被“斗争”者加重罪名，深陷更大的麻烦。
在 《文革受难者》书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受难者都死于他们的工作单位，也就是说，死于他们“认识的人”的手中。以北京大学为例，63名文革受难者中，只有陈信德先生一人死于山西长治的国家监狱中，其他人都死于北京大学校园中或者附近，最远的只是香山（不到十公里远）。而陈信德先生在1969年8月被逮捕进国 家监狱之前，已经在北京大学校园遭受迫害三年。他在北大全校师生万人大会上被戴上手铐逮捕。他的“专案组”组长和组员，是他从前的研究生。他的教研室主任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说陈信德是“特务”，完全是昧着良心啊。
有人把文革暴力的原因解释成群众教育程度低，愚昧。但是从上文列举的事实中可以发现，最早在“斗争会”上打死人的，是南京师范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最早的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出现在北京大学。最大型和丑恶的“斗争会”是在清华大学开的。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的教育精英集中的地方，也是远高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平均教育水准的地方。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
我们无从知道，斯大林没有在俄国采用“斗争会”，是因为他没有聪明到想出这一招，还是因为在俄国缺乏召开“斗争会”的“群众基础”。但是应该注意到同在一个意识形态下，同样是大规模迫害人民和进行党内大清洗，为什么有这种手段上的差异？
更直率的问题是：在俄国，是不是不太容易叫那么多人去“斗争”自己的老师、邻居和同事？所以斯大林不能采取“斗争会”这样的形式？所以斯大林要把他的“敌人”送到离开一般人视线的地方去处死或累死饿死？文革时代的人道德水准低，缺乏道德感和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能力，他们会积极参与“斗争”别人，包括他们的熟人和同事，甚至把人“斗”残废“斗”死了，也不觉得惭愧或羞耻。
2，对“斗争会”作道德反思
法律/犯罪，是评估“斗争会”的角度。道德，也是分析“斗争会”时不能回避的角度。
有一种文学化的说法是：在迫害中，只有两类人。不是受难者，就是暴君及帮凶，不存在“旁观者”。在我看来，这是强调不应旁观罪恶发生的一种修辞性说法。在描写具体的事件如“斗争会”，被“斗争”的人之外，上文把参加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参与的。另一类是“消极”参与的。
文革中那些积极“斗争”文革指定的“敌人”的人，很快得到了官职和权力。文革的赏罚机制非常清楚，分明得超过其他时期。一个典型是上海的徐景贤，1933年生，1963年加入共产党，因为“造反”而从中共上海市委的普通干部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中的第三号权力人物，外号“徐老三”。在文革结束30年后，他在香港发表四十万字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其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上海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上海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作为文革中新建立的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上海的“电视斗争会”都是他参与策划指挥的，被判处死刑枪毙的人，如上文写到的在1968年五一节前被枪毙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他签字核准的（当时由省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死刑）。在其回忆录中，对受难者，徐景贤甚至连“表演性”的歉意或同情都没有。
一万多人因为政治迫害而丧生，更多的人受到心理和身体的伤害。对他人的痛苦和血，一般人都会对此多少有恻隐之心。但是文革中那些权力欲望旺盛、没有道德感的人不会同情或怜悯受难者，更不会感到羞愧和歉意。在现实中，徐景贤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具有代表性。而且，至今有人为这样的人辩护。说这类人在文革中没有得到物质好处，是理想主义者，总之并不是道德上的坏人。这种说法其实不符合实际。徐景贤的前任是“长征”干部，他文革“造反”一下就得到那个位置，而且文革时代没有别的个人发展或者赚钱的可能，他付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上指作别的工作可能获取的好处）是零。他们把迫害人当作了邀功的资本。事情对他那样的人比别人有选择得多，但是他们做了坏的选择。
在调查中还可以发现，那些参与过“斗争会”的普通人，和那些“斗争会”的领导者们很不一样。他们不装腔作势，不故作高深，也不推脱个人责任。他们对“斗争会”的道德题目有所反思。
一位受访者说，他在12岁的时候参与“斗争”了他的班主任老师。他说，他当时心里想到过，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也会被“斗争”。他肯定地说，他自己当时不是像有些人文革后说的那样，是因为年幼天真无知才作这种坏事的。他当时是意识到利害关系的，心里做过一个盘算的。尽管是12岁。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斗争”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意义和后果，所以使加上应该为这种明确意识到的行为负责任。他相信，比他年长的人更是如此。
一名受访者是湖南人，他说在湖南话里有个说法，叫作“打便宜人”，就是指有场合可以打人，而且不需要担心打了人会被惩罚，不打白不打，把打人当作“占便宜”。“斗争会”上的“斗争”对象，反正已经是“牛鬼蛇神”了，打他们绝对不错，而且还能表现自己“阶级立场”鲜明，对“阶级敌人”仇恨。实际上，“斗争会”就是一个“打便宜人”的好机会。一些女教员被打得特别惨，就因为女老师体力弱好欺负。他认为，那些说自已是因为“革命理想”才打人的人，否认了非常明显的“打便宜人”的流氓心态。
一名受访者文革开始时17岁。笔者在很久以前访问她时，她说她当时就发现，一些凶狠“斗争”别人的人，有心理需要。她观察到班里的一名红卫兵，父亲是高级军官，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上面有姐姐是老大，下面有老三是男孩，她是女孩又是老二，是家里三个孩子中不受宠的。这个人文革前喜欢大呼小叫显示娇气，文革中打人又凶狠得很突出。这名受访者认为是因为那种要得到关注的潜意识中的欲望起了重要作用，从娇气到凶狠并不矛盾。17岁的高中生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虽然也许还没有读过系统的心理学理论。
在上文已经写到了把“斗争会”当作看热闹的好机会的中学生。相当明显，年轻人，文革中被报纸和“首长讲话”称为“革命小将”的，在文革“斗争会”上扮演过活跃的角色。他们加入“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起过类似“希特勒青年”在迫害犹太人中扮演的角色的作用。年轻人因为年轻，缺乏长远眼光，不知道今天施加于别人身上的迫害，将来会“报应”到自己和家人身上。年轻人心智不成熟，道德原则未完全养成，缺少反省能力，易被操纵。翻开1966年8月到12月的《人民日报》，看到大批大幅照片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革领导人身边，欢呼雀跃的，大多数都是中学红卫兵。后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也一样，利用十多岁的少年兵进行屠杀和毁灭文明。反省文革历史，不需要做心理学实验，我们也会对青少年的道德成长过程有更明晰的认识。
2010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八名前红卫兵写信向被他们“斗争”过的校长程璧道歉。笔者为此写了《红卫兵道歉》一文。在报纸发表后，编辑告知说，一天就收到了750个读者来信。这显示了“道歉”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主题。也就是说，关于文革的道德思考，并没有在人心中熄灭。
3，“斗争会”文化遗产
在俄国小说中对斯大林大恐怖时代人们的道德选择作过相当多的探索。例如在《滨河街公寓》中，写到一个研究生在其导师刚开始被指控为反革命时，他得到了祖父去世的电报，喜出望外，借参加祖父葬礼立即请假回家而离开了学校，等他回到学校的时候，导师已经被带走不见了，他积极跟上形势，很快取代了导师的学术位置。这个研究生至少有过比较痛苦的内心矛盾，而且俄国作家也认为这是值得描写的。然而，《滨河街公寓》和其他俄国小说里的这种道德探索和心理活动描写在中国文革后的文学中似乎没有出现。
在中国文学界还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上文写到北京大学在1969年8月接连召开两个全校大会，在会上当众给两名教员戴上手铐塞进吉普车逮走。其中一人是中文系教授章廷谦（1901-1981）。 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揭发”章廷谦是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他不承认。（此事后来也查明确实没有。）那时执掌北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全校性“宽严大会”，在北大一万师生面前，宣布对章实行“抗拒从严”，“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场把他铐上手铐，塞进了准备好的停在场边的吉普车。在那期间，他的妻子孙斐君突然脑溢血瘫痪并神志不清，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儿子自杀。在手铐和“戴帽子”的高压下，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职工被迫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比如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要炸北大水塔。
2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令人吃惊。不是受害者追究加害者，反而是作家宗璞（冯友兰的女儿）要求学者钱钟书先生道歉，因为钱先生1979年访问斯坦福大学谈话提到文革中冯友兰害了章廷谦一家。当时钱钟书已经病重住院（不久就去世了），宗璞的丈夫拿了一张写好的字据，到钱钟书家中要夫人杨绛签字，又到章廷谦长女章淹家要其签字，要他们承认钱钟书造谣，还扬言要到法院控告。一些报纸刊登了长篇消息，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了大师的荣誉”。
在这场争论的话语系统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项道德缺失：章廷谦一家的悲惨遭遇，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在1969年所受的迫害，包括前面写到了林焘教授在大会上看到同事被铐上手铐带走后被迫承认自己要炸未名湖边的水塔的经历，都被忽略不提。
迫害和苦难，在这里成为历史“盲点”，实际上是由于这先已成为道德“盲点”。1969年宗璞已经40多岁，显然了解文革历史。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用什么道德观念来判断是非的问题。而年轻的记者们并不知道在北京大学有过这样的大会上用手铐把教授铐走的事情。历史被遗忘和道德被扭曲两相结合，才出现了做坏事的人不道歉不羞愧，反而向说出真相的人进攻的情景。这个事件，可以算作“斗争会”文化遗产中令人瞠目的一个。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大规模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把人锻炼成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刀枪的制度。
文革过去之后的社会状况，使得一直有人在议论中国的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等等。究竟是文革“斗争会”（以及其他迫害手段）使得人们道德水平低下，还是道德水平低下导致了“斗争会”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十年？回顾文革“斗争会”场景，可以看出双方面互动互促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题目。这一讨论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深化自我认识及提升道德。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斗争会”的恐怖和黑暗，然而，同时也试图记忆那些经受了“斗争会”的迫害和虐待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内心的道德和价值观的人，并赞扬那些那些在艰难的时代帮助过被“斗争”的人的人。例如，本文说到的两名曾经假装“生病”逃避参加“斗争”的人，以及在北京大学的大规模“游斗”中帮助了被打掉眼镜的老师的朱德熙先生。笔者也深深感谢在提供本文资料时也忏悔了自己当年参与“斗争会”的多位受访者。善行应该被记住。黑暗中的火花会照耀我们的精神世界。
最后，笔者希望本文能在“斗争会”研究方面起开头的作用，更希望“斗争会”会像疾病天花一样将只存在于历史书中或标本室里，而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绝迹。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13年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