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曼沅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轻重作出六种处理，或发放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留在城市降职降薪、受尽屈辱嘲讽。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饥荒，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如扫街、清扫厕或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工作，还有些人因不甘受辱自尽，老舍、傅雷、汤飞凡，这份自杀名单可织就出中国一整个世代的各领域菁英。逾五十五万名默默无闻的“右派”、“摘帽右派”在文话大革命中再次被冲击，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缪光谦亦是其中的幸存者。
反革命分子七年
饥饿还有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并没有让缪光谦学会所谓的政治正确。1971年林彪出逃，写自我检讨报告时，出于一片赤诚，缪光谦竟然在检讨里写到：“亲密战友跑了，叛徒很多，毛主席众叛亲离……。”──这言论，不只是不合时宜，还让他付出了七年光阴。
缪光谦说：“我被判了反革命，做七年牢。”直至今日，缪光谦仍觉得自己的话不是信口胡诌，而是有的放矢。他说：“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出逃坠机死于蒙古境内，毛泽东的‘亲信’叛逃，还有许多林彪党羽被拘捕，这不正是‘众’叛‘亲’离吗？”就这一句真话，耿直的缪光迁在当了多年右派后，又多了7年牢狱之灾。
但在中共统治底下的中国，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缪光谦后来在狱中遇到一位同病相怜的朋友，这人因总是吃不饱，怀疑生产队粮食被苛刻，于是想找书记理论，结果到了书记家，发现书记正与家人们一起用餐，让人怒不可抑的是书记家晚餐极为丰盛，不仅有米饭还有菜肉，对比生产队员的窝窝头与菜叶水，犹如天壤之别。
盛怒之下，缪光谦的“难友”打翻餐桌，但无巧不巧，餐桌上摆放了毛泽东的石膏雕像，桌子翻覆，雕像碎了一地，这一“翻”被判了“无期徒刑”。缪光谦回忆，在那个年代，各种可笑的原因都能使人罗织成罪，用逆光为毛泽东拍照，居心叵测，判留职留级；在毛泽东三字附近写了个“轧”，看起来像“轧毛泽东”，罪证确凿，判刑15年；撕了毛语录，判“死缓”。与缪光谦相似的“反革命”份子们因类似原因入狱的很多，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反革命”？当了多年右派，缪光谦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反了。
从右派变成反革命分子后，缪光谦被关在集装箱里两个礼拜，他除了被抓出去游街之外，其余时间都在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中忍受饥饿与虐打。判决确认七年有期徒刑后，缪光谦被送往农场劳动，他回忆当时轻刑犯不是送监狱，而是在农场一天出工十几个小时，薪水两毛六，轻刑犯从事的大多是最苦、最累的劳力活，没有技术含量，被判15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才会送监狱。
文武纠斗
缪光谦表示，那些重刑犯人在监狱可以学织布、修车，还有机会变成技术工，但轻刑犯反倒是在农场付出体力与青春年华。后来因缪光谦有机械制图、电工等知识，所以又从农场被转送到监狱工作。进了监狱，缪光谦遇到的每个罪犯情况不同，有些是真的烧杀、抢劫的恶棍，也有些是因为不满社会现状的改革者，他说：“共产党的特色就是把人的观念是非彻底颠覆，好人、坏人混杂。”
监狱处罚人的招式很多，例如让人手在背后铐着，像狗一样的吃饭，或者是开批斗会。有一次指导员在会上宣布：缪光谦故意歪曲十六条的精神！他因而成为被纠斗的对象。
缪光谦回忆，当时三小队的王队长“别出心裁”的阐发“文斗”与“武斗”：“文斗是对放下武器愿意接受改造的敌人说，通过文斗帮助他们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而那些不肯接受改造还继续疯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文斗对他们并不适用。”
这个王队长所指的“武斗”，可不是两派的对打，而是有实力的一方对无实力一方痛打──也就是持强凌弱。王队长不仅空谈理论根据，还进一步付诸实践，连续几个晚上批斗反革命分子缪光谦。
缪光谦说，批斗会议开始不久，就由文斗转为武斗，那些人一边打一边叫嚷：“帮助你端正态度。”或者说：“要修理你的态度。”王队长也亲自动手“帮助”——狠狠的揪住我的头发。
不过缪光谦也不简单，他说：“我也有绝的，隔天我利用中午空闲时间，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晚上又开会，他们又揪缪光谦进会场，王队长看见他的光头先是一愣，然后出手抓住他的耳朵，用力一拧，恶狠狠的说：“我看你能把耳朵也剃掉不？”
吃了两次武斗的苦头，缪光谦当时横下了一条心，打算豁出去了。他说，三天一进会场我在门口一站，脱掉上衣，往地上一扔，光着膀子，对站在他对面待命的彪形大汉厉声挑战：“不怕死的，过来！”
缪光谦表示，那些所谓的英雄们一下子全被镇住了，愣在那，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王队长改口说，缪光谦想挑动武斗，咱们偏不上他的当，坐下说，坐下说。于是，武斗又变成了文斗。当了六年多技工后，因为石家庄第二监狱需要喷漆工人，缪光谦又被转移到新的监狱。
右派的女儿
熬了进廿年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缪光谦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缪光谦：“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结婚，看太多右派妻离子散。”
缪光谦的夫人白焕炳女士是 一名内科医生，她表示自己当初也没想过要成家，“右派的女儿，谁愿意娶啊？”最后因缘巧合，她嫁给了父亲劳改时认识的朋友，另一名右派──缪光谦。
白焕炳的父祖都是读书人，据她回忆1957年，父亲每个月有70元工资，在当时是很好的收入，但反右运动开始，父亲被打为右派，工资降到只有十几元，全家经济顿时陷入窘境。念高三时，所有同学都在准备考大学，但她从不参加晚自习，有没有打算填好学校。
白焕炳回忆，当时老师问她：“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留下来晚自习，不打算考大学了么？
她只能说谎表示自己回家复习，但老师戳破白焕炳的谎言，质问她课本都没带回家，要如何自己复习？她看隐瞒不下去了，只好告诉师长实情，自己的父亲是右派，估计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好学校。
白焕炳有一个小姑姑，高她三届，一直是好学校的好学生，但无论小姑姑课业成绩再好，最后都只能去念师专，因父亲是右派，家里成分不好，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数理成绩优异，但白焕炳知道自己不可能上好学校，当然也不能报考理工科系。她说：“因为当时毕业分发工作，理工科学生都会到比较好的单位，或者是从事保密工作，我何必去碰钉子。”以她右派子女的政治身份，根本不可能入取北大，所以她干脆不去碰，也不留校自习，因为她知道，自己毫无机会，但在老师的鼓励下，白焕炳最后继续升学，成为医生。
白焕炳回忆父亲是右派这件事，对家庭产生很大影响。母亲一人要辛苦兼差工作养活子女，身为大姊的她只能担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还得时刻担心有人来找麻烦。她表示，一开始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体制内，但难免让人“另眼”看待、备受歧视，她说“就算不是黑五类，我们也是“另类”。”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就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第一生命，白焕炳的母亲不只要承担经济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
缪光谦表示，在共产党天下──“亲不亲，阶级分”，当时多少家庭反目？亲人视彼此为寇仇，撕裂家庭人伦、扭曲人性，夫妻龃龉、父子成仇的比比皆是。因中共株连，年轻右派们的婚姻，多数都离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出自不得已，那些不离不弃的故事，都成了当时抚慰人心的神话。
由于经历了多年的牢狱之灾，缪光谦出狱后早已过了适婚年龄，直到遇到了白焕炳，两人理念相契，也不在乎彼此的政治身份，因而走到了一起，最后成家。白焕炳说：“就是因为这样，我到了37、38岁才生养孩子。”除了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大，照顾孩子的经历也远不如年轻人，随着开放经济，缪光谦也改行经商，后来两人考虑到下一代的发展，毅然决然举家移民海外。尽管在语言、文化陌生的国度，但拥有自由思考与说话的权利，缪氏夫妇晚年的生活，可能是数十万右派中比较好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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