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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曼沅:中国人的自白

右派缪光谦口述回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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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阳光洒落,缪光谦正细心的为妻子修剪一縒歧出的头发。两人岁数都已近古稀,却都仍很健康,生活从容自在。洛杉矶自宅中有一架钢琴,书桌上摆了各式杂志、报纸,很难想像,这对老夫妻在中国走过什么样的岁月,曾吃过多少苦头。

铁路上的人肉盾牌

1948年11月底,当时就读北平男六中的缪光谦开始觉得城市的气氛不对劲了,他从广播听到了许多关于徐蚌会战 (中共称为淮海战役)的情况,渐渐发现事情不如原先预期的乐观。1949年1月,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定,25万中华民国守军投降;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市,宣告“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北平市改称北京市,北平市走入历史,再也不平静。

缪光谦的父亲在铁道上工作,他常听南来北往的列车员述说各地发生的战事,他回忆当时的火车上都有“枪眼”,为了保护铁路安全,避免遇到土匪或共军。但铁道上的工作人员告诉少年缪光谦,八路军把老百姓当“肉盾”,火车靠站,共军用人挡住去路,国民党士兵一开始不开枪,但躲在后面的共军就开始射击,国民党军若回击就会射伤无辜百姓,不回击就是坐以待毙。两军交锋,铁路上的人肉盾牌成为少年年过花甲,满头白发还不能忘却的记忆。

缪光谦说,后来傅作义投降,国民党军队撤到城里,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就住进我家院子里来了。他说:“他们表面上都挺好,会帮忙打扫院子、挑水,但我们家原先有三间房,被迫变成了一间房。”

缪光谦向同住一个大院的士兵询问两军交战的情形,一个共产党员得意的告诉他,当时共军攻城,用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将那些军衣都没有穿过的“人民”送上前线,国民党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软填充弹药时,共军就开始进攻,一条壕沟里就横著上百具尸体。“人民”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尸体逐渐填满壕沟,正规的解放军就踩着“人民”的尸体前进,“人民”成了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

“所以共产党说它为‘人民’服务,我一点也不相信。”铁路上的人肉盾牌成为缪光谦对共产党挥之不去的印象,他说:“共产党用死人把战壕填平了,还将这种行为美化为堵枪眼的英雄。”

只有一种声音:南下工作团

尽管北京躲过了战争肆虐,但缪光谦发现自己不能再随意说话了,他敏感的察觉当时北京城里特务特别多。他说:“你在电车上讲话就会被跟踪、捉到警察局。若说错话,马上就有人上门来找你。” 逐渐的,男六中里面那些曾参加国民党的老师都不见了,一部分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老师都去了“南下工作团”,或是“被失踪”,从此渺无音讯。

男六中前身为1923年蔡元培等人创立的私立华北中学。1940年,当局改“私立华北中学”为“市立第六中学”,因只收男生,遂此成为“男六中”。这所学校有优良的办学传统,教师多半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都是真正“自愿”前往南下工作。

缪光谦回忆:“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环境压力逼得你不得不去。”因为学校“开会”要老师们坦白从宽, 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学生就开始填表、开会、批斗,共产党干部的地下工作发展的很快,从此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师生,成为光荣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员。

缪光谦当时升上高中,但坚决不参军,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军队运用人海战术,从不把人当人看。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样的决定使厄运已悄悄降临到自己身上。

劳教:白做三年,再做三年

1952年,缪光谦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被分到制片厂工作。但1955年,共产党大闹“诉清反革命”,他遭同学污陷,连斗带打,虽然后来证明只是诬告,但缪光谦被调离单位,改到中国电影出版社当编辑。

1957年民主党派整风,单位要求所有人给共产党提意见。缪光谦说:“你不说还不行,每个人都要提。党的书记会先说共产党不好,引蛇出洞,后来说的就倒楣了。”尽管明知道共产党是“一言”堂,会铲除所有的“异言”,但迫于形势,缪光谦据实交了材料。1958年初,干部要缪光谦打包行李,他被划为右派。

缪光谦表示一开始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当时“劳动教养”的惩罚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更别说上法院判刑之类的。大致右派劳教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戴帽”,保留公职;第二级是降职降薪;最次的就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没有薪水,他被分配为最惨的那一级。

就这样无预警的,缪光谦被带到北京东单分局按手印,然后二三十人被拉到北京监狱。之后缪光谦就被关进一个二十平方呎的狭小牢房,屋里只有个尿桶,四十多个人挤在里面,平均一个人只有30公分左右的空间,晚上每个人都得侧着睡。他回忆,白天学习监狱守则,然后“难友”们要互相检举,每天自我检讨,缪光谦说:“环境逼着你认罪,自我认错,监狱警察会叫几个真的罪犯来打右派,他们自己不动手,让别人打。”

兴凯湖垦荒

在北京监狱里待了一阵子之后,缪光迁就被送上开往东北的火车。他们搭乘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黑龙江省,他被送往密山县,在“兴凯湖”劳改场工作。他依稀记得到达那天是2月8号,湖面结冰,大卡车拉了人到了农场,烟尘滚滚离去。

1951年镇反、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57到58年之间的第二次肃反,全国抓了成百、上千万的人,监狱里装不下,毛泽东就从苏联引进了“劳教”(劳动、教育和培养)制度,再改良发明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不同制度。

缪光谦被判的“劳教”是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院对疑犯进行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刑满获释也不一定可已离开,很多人被就地编户、留场就业。

兴凯湖垦荒不是一个“苦”字可形容,当时所谓的“右派”们就在扑了稻草的帐篷里过夜,冷风萧瑟,每个人都冻得没有知觉。白天要在农场的沼泽地上挖沟,每隔五十米挖一条排水沟,之后再凿打冻土层,这些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在天寒地冻中无偿劳动,个中滋味岂又是言语能形容?

今日中国的“北大仓”就是大量像缪光谦这样无辜的右派知识分子和知青们垦荒辟成。

缪光谦就这样在兴凯湖待了三年。1961年,赫鲁雪夫报告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中、俄两国正式翻脸,农场里不少右派见势越过兴凯湖,逃到俄罗斯。缪光谦回忆,因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学习俄文,中共为了避免知识分子逃逸,将决定将所有右派都调离兴凯湖农场,他也被送走了。

我宁愿当劳改犯

缪光谦说:“那时我真宁愿被判劳改。”他解释,虽然“劳教”没有刑事徒刑,但“劳改”入狱的最低年期,比劳教年期更短,且入狱可在居住地执行,但劳教至少被判一年,绝大部分的人都分送往偏远的劳教所执行,没有节假日、没有工资。

离开兴凯湖后,缪光谦被转移到秦皇岛附近的清河农场,但大部分的人都称那为“茶淀”农场。右派劳教有工资,但却连吃饭都不够。而那些真正的罪犯、或劳改犯工作没钱可领,但至少管衣食,就算是两片叶子泡汤和硬梆梆、灰仆仆的馍或窝窝头,也能温饱。

但劳教犯的三餐却得自己付钱,他们日夜从事大量劳动,要买些吃的、补点油水,否则根本难以维持体力,大部分人都是靠亲友资助才有机会饱餐一顿。缪光谦被判劳教时并没有确定年限,他在兴凯湖待了三年,但共产党干部说那段时间不算,重新劳教定期,他白做三年,再做三年。他说:“一个月工资12元,不发衣服,连吃饭都不够。”

缪光谦在劳教农场里曾遇过一位北京市中级法院院长,这名院长被打成右派,送到茶淀农场再教育,许多曾被其判刑的诈骗犯也在茶淀农场里劳动,他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后来这位院长几经波折,终于被调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情况才稍微好转些。

尽管是在农场工作,但在茶淀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这种每日吃着炊事员用“增量法”使玉米粉多吸收水分,让窝窝头个头变大、重量增加的饥饿状态一直到了1963年饥荒好转才结束,但那段日子始终让缪光迁余悸犹存。◇(待续)

责任编辑: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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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7: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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