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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君再来》与刘雪庵的坎坷命运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网路图片)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网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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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古诗词的意境配以浓郁的探戈曲风,一首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周璇、邓丽君等明星,更红遍海内外,成为今天的经典歌曲。

然而,这首歌在传唱过程中,被中共冠以“黄色歌曲”“汉奸歌曲”的罪名,遭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封杀。它还连累曲作者刘雪庵——一位流行音乐界的奇才,在中共的运动中被反复批斗与迫害,直至走完悲苦的一生。

学贯中西的青年作曲家

1905年的清末,刘雪庵出生在四川铜梁县的一户书香人家。他曾跟随大哥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又在大哥岳父开办的私塾里读书,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和传统文化积淀。本应在音乐道路不断深造的刘雪庵,却在年幼时迎来命运的重重考验。父亲在家乡发洪灾时,为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时,他的母亲、大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因无钱医治又先后辞世。

热爱音乐的他只得辍学在家,帮助料理家务,同时自学音乐。直到1924年,他才得以就读于成都、上海等地的音乐学校,学习乐器演奏、作曲等专业知识。1930年,他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结识中外音乐名家,这才有机会进行系统地学习,真正做到“学贯中西,习通古今”,其音乐才华也在此时逐渐绽放光彩。

除了跟随名师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等,刘雪庵最大的幸运之处,是成为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黄自的高徒,得西洋作曲理论之真传。黄自本人十分重视民族音乐,主张用西方理论整理中国民乐、民谣,创作具有中华风的新音乐。刘雪庵则继承师志,善于在乐曲中融合传统音乐的手法和西方音乐的技法。

或为中国古诗词配曲,或以深厚的古文功底创作诗一般的歌词,甚至是独立创作歌曲,刘雪庵都展示出惊人的天分与才华,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三人一起被称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刘雪庵的《踏雪寻梅》以清新优美的词句深得黄自青睐,并得其亲自谱曲,成为师生合作的精品。而同样富含古典韵味的《飘零的落花》得俄籍音乐家齐尔品赏识和鼓励,被刘雪庵谱成独唱歌曲。受到名师的启发和点拨,他又完成《早行乐》《采莲谣》《菊花黄》三首歌曲。齐尔品把它们合称为《四歌曲》,推广到日本、欧美等地。

可以说,刘雪庵早期的作品以典雅高洁、婉转优美的抒情乐曲为主。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惊破古韵醇厚的旋律,深爱祖国的刘雪庵愿用音乐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他的曲风大变,为国民政府创作《民族至上》《中国海军军歌》《中国空军军歌》《壮丁入伍》等昂扬振奋的歌曲,表现出一代音乐家的爱国情操。

 

《何日君再来》主唱歌手,依次是周璇、黎莉莉、邓丽君。(网路图片)
何日君再来》主唱歌手,依次是周璇、黎莉莉、邓丽君。(网路图片)

即兴之作成为永恒经典

《何日君再来》也许不是刘雪庵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但绝对是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原本是一支他在学校里随意创作的探戈舞曲,他本人甚至对入乐的歌词也不甚满意。但就是这样一首歌,一经面世便风靡大江南北,更被日本歌星倾情演绎。特殊的时局加上别有用心的构陷,这首歌被盛名所累,引起时代的轩然大波。

起初,刘雪庵在上海音专毕业典礼上,献上一支即兴创作的无名探戈舞曲,立即为广大师生所喜爱。1936年,艺华电影公司拍摄《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邀请刘雪庵为影片创作插曲,他便选择那支尚未填词的舞曲。方沛霖未经他同意,便请人根据情节需要填词,即今天所看到的《何日君再来》。

这首歌运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恋人别离的惆怅与及时行乐的倾向,是契合影片情节与思想的。但在文采斐然的刘雪庵眼中,歌词仍然失于浅白,特别是对“喝完了这杯,再进点小菜”一句,更觉粗俗不堪。因而他拿到歌词时非常不满,但碍于情面并未公开提出,只要求署笔名“宴如”发表。

影片的主演“金嗓子”周璇正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曲发行后,立刻征服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的观众,成为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1939年,著名导演蔡楚生在影片《孤岛天堂》中也选中《何日君再来》作插曲,由歌星黎莉莉演唱,同样在香港广为流传。

而这首歌招致诬陷的原因,却是由于被日本歌手李香兰多次翻唱。中共在大陆夺权后,就把《何日君再来》当为“黄色歌曲”“汉奸歌曲”加以批判、封杀;更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以这首歌为罪证之一,把作曲者刘雪庵划为音乐界最大的右派。

谁又能想到,这位右派不仅没有任何“反共”的言行,反而在青年时期就已接触中共,被其洗脑而为之“奋斗”。刘雪庵,就这样从天才作曲家一步步沦为中共利用、打击的工具,最终毁灭于中共的谎言与迫害中。

受蛊惑错信中共

刘雪庵成长于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令人惋惜的是,他选择追随中共,成为他一生痛苦的起点。早在成都读书时,刘雪庵便开始与中共党员接触,还在“四一二事件”爆发、国民党发动“清党”行动时,冒险“救”过党员周克明的性命。后来他所在的学校变成后来中共县委所在地。

1929年,在中共安排下,刘雪庵在中华艺术大学有过一年的学习生活。该校校长陈望道,正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任中文翻译,而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左联”也在此成立。或许,刘雪庵正是在“极左”的艺术氛围影响下,受中共蛊惑而不自知。而到了抗战时期,他更是积极投身中共鼓吹的革命。

“七七事变”后,刘雪庵先后加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田汉、穆木天等“进步人士”利用艺术形式宣传中共抗日。后来,他自费成立“中国作曲协会”,社址就设在自家,作为中共隐藏于上海音乐界的地下据点。他还创作近百首抗战歌曲,帮助中共愚弄民众,而这批歌曲已寻不到刘雪庵往日的才华。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委担任重要职务,在三厅任设计委员的刘雪庵,更是阳奉阴违,效忠中共。随三厅转至重庆后,他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于1941年遭免职,在重庆郊区一所学校执教,继续创作抗日歌曲。

为与国民党对抗,中共于“皖南事变”后,计划在重庆公演御用文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刘雪庵,仅用三天完成郭剧所有的配乐和插曲工作,并亲任指挥,欲通过音乐形式挑起民众仇视国民党、偏信中共的情绪。同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顾毓琇请求他为自编剧本《苏武》配曲。但刘雪庵认为国民党想通过《苏武》抵制《屈原》,便断然拒绝,也因此被学校解雇。

刘雪庵为了中共,在生活上屡屡碰壁,可怜的是他越陷越深,对中共的“忠心”更是“坚定不移”。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帮中共与国民党为敌。在苏州社教学院教书时,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成立若干社团,掌控财政权,阻挠学校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计划。另外,他还私藏学校仅有七根金条,上交中共军管会。

好景不常在,坠入人间地狱

随着中共建政,刘雪庵也得到一点“回报”,先后在各大院校任教,当选无锡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他调往北京,在北京艺术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和副院长。这段时间,他仍为中共创作歌功颂德之作。

看似风光的生活背后,是难言的隐痛。《何日君再来》被禁已久,不知何时重见天日;他为《红楼梦》诗词《红豆曲》配乐的作品也不为主流艺术所容,也遭到中共批判。然而他仍对中共抱有幻想,准备为新政权“热情讴歌”,然而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让他彻底堕入中共的“阳谋”陷阱。

中共音乐协会组织一次次座谈会,“邀请”刘雪庵等音乐家为协会领导提意见。对中共毫无防备的他,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直言不讳,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音协领导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有宗派主义。第二,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有偏差。第三,为黄自的《农家乐》和自己的《红豆词》申冤,呼吁重新进行艺术批评。

这三条意见,不过是一介书生为艺术负责而发的肺腑之言,却尖锐地挑战了中共体制和权威。因而,当大陆运动从“整风”转向“反右”时,刘雪庵不可避免地被划为大右派,连同他的《何日君再来》也被翻出来一同被批斗。

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反右斗争”前,他曾主动要求从一级教授降至三级,此时他的待遇更是一落千丈,直降为六级教授,更被贬到图书馆当数据员。从此他失去了创作权利,他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止出版、传唱。而他的妻子乔景云,也以“为右派丈夫辩解”的罪名,被一同贬为“右派”。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共文化部与音协,接连召开会议,说刘雪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的毒蛇”,批判他的艺术理念及“反党阴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喉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导各界人士对他的抨击。

在极端恐怖的氛围中,刘雪庵战战兢兢,为此写出数百万字的检讨材料。之后,他只能做些代课、抄谱等琐事,私底下写歌,倾诉内心苦闷。他还编写《乐理初步》《曲调作法》等著作,整理百万文字的笔记。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心血只能束之高阁。

二十年批斗不止,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刘雪庵诚惶诚恐,满心期盼着重获自由时,文化大革命犹如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他的生活。《何日君再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定性为“反动、黄色、汉奸歌曲”,刘雪庵也作为“老右派”再次被揪斗。

年过花甲的刘雪庵,患有约2700度的高度近视,即使戴上眼镜,眼前也是模糊一片。有一次他抄歌词时,不小心将“反帝”写成“美帝”,这一字之差竟让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刘雪庵被赶进“牛棚”、被揪斗,经常被红卫兵打得趴在地上。游街时,他的脖子上还挂着30多斤重的铁牌子。

他原本住在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因被批斗,居所被查抄12次,多年珍藏的书籍、文物、手稿被洗劫一空,一家人还被赶到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平房里。刘雪庵欲求一死,屡次出现反常举动,都被细心的妻子发现并及时劝阻。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无缘携手走完一生。一天,同事故意陷害乔景云,在她脚边放一张毛泽东像,说她“践踏毛主席像”。她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毒打,以致子宫脱垂。后因医院拒绝救治,乔景云在家中饱受病痛折磨后,于1971年11月离世。

1969年,刘雪庵被下放到天津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他双目几乎失明,才被遣送回家。第二年,他终于熬过了十年浩劫,然而等待他的仍是家不像家的破屋,以及孤独凄凉的晚景。1979年3月,中共终于为刘雪庵“平反”;1982年,书面结论才交到他本人手中。然而那支带给他莫大冤屈的《何日君再来》,以及他欲翻案而不能的《红豆曲》,仍被中共官方禁为“黄色歌曲”,他的苦难更未终结。

1982年10月,刘雪庵与几位音乐家朋友出席中共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就在大家欢喜地迎接“自由身”、互诉劫后余生的心情时,又有人跳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污蔑它是汉奸歌曲。这次,刘雪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悲愤地眼中泣血,以致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

转眼又到八十年代,港台歌曲风行于大陆,台湾歌星邓丽君再次把《何日君再来》唱红。于是,又有人对这首歌提出质疑,挑起对它的新一轮批判。经历无数次打击的刘雪庵已是全身瘫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不久,他身上长了褥疮,需要住院治疗,而院方以他是《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为由,把他留在观察室里,拖延住院时间。

在观察室受了一个多月的煎熬,刘雪庵终于被安排住进病房,却与一位感染绿霉杆菌的病患同住一室。绿霉杆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易传染、难医治,对身体有创面的人来说,几乎是致命伤害。刘雪庵长著褥疮的身体,很快感染这种病菌,致使病情迅速恶化。1985年3月15日,他带着一生的痛苦与悲愤,永远地离开人间。

到了90年代,《何日君再来》逐渐被解禁,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1999年,音乐家田青编写《老歌》,把《何日君再来》收录其中,并为刘雪庵赋诗一首: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终年80岁的刘雪庵,可谓是高寿老人。然而他的后半生,从未有过享受过颐养天年的清福。中共政府仅仅因为一首抒情歌,就把一位曾经效忠自己的文弱书生,残害到孤独终老、含恨而终的境地。如此草木皆兵,如此赶尽杀绝,只是为了破坏中华文明的传承,折断中华民族的脊梁。

如今,人们重听《何日君再来》,除了陶醉于动人的旋律,或许更会为它背后的故事而蓦然警醒吧。#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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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0 1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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