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4月04日讯】在上个世纪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有这样一个美国记者：她爱苏联、爱中共甚于爱自己的国家；她为了共产党，写了数篇扭曲事实的报导和几本书籍，从而欺骗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无数世人；在她被苏联以“间谍”的罪名驱逐后，她选择了中国作为永久居住地，并在文革初期加入了红卫兵，成为为数不多的加入红卫兵的外国人中的一个。然而，最终，她却发现在中国她竟然失去了安全感。她的名字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在苏联体验革命
1885年11月，斯特朗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190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比较宗教学博士学位。早年她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并在《西雅图工会纪实报》从事采访、编辑工作。
俄国“十月政变”后，斯特朗为其所深深吸引，她搜集了大量有关布尔什维克的资料，把它们刊登在《西雅图工会纪实报》上，使其成为美国第一家支持苏共的报纸。斯特朗也走上了共产党道路。
1921年，斯特朗带着对美国左翼的失望情绪随同美国贵格会来到苏联伏尔加河地区救灾。其后，斯特朗担任了驻莫斯科记者，并向西方媒体发表了自己第一批有关苏联的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赞扬苏联的“建设成就”。
根据其同宗族的侄子特雷西•斯特朗的研究，“安娜•路易斯从来没有写过斯大林的政策变化情况，或者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世界观与‘总路线’有何区别，所有其他的西方记者都曾经描述过这一点。安娜•路易斯描述的只有生活。比如，如何在莫斯科租房子。”
斯特朗在苏联一住就是20年，期间她与一位叫苏宾的俄国作家结婚。为了帮助苏联，斯特朗还亲自组织大批美国专家去苏联。在苏联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斯特朗还创办了苏联第一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报》（The Moscow News），主要读者正是美国专家。身为主编的斯特朗也因此可以出入克林姆林宫，还可以经常与斯大林讨论苏联报刊杂志的社论。
不过，进入领袖办公室也未能让她摆脱苏联的审查制度，这种审查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而曾期望将《莫斯科新闻报》办成具有美国风格的英文报纸的斯特朗，最终在审查制度下将其办成了苏联式的报纸。
前四次访华后的虚假报导
这多少让斯特朗对苏联有些失望，她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她接受学生邀请发表演讲，介绍苏联的情况；在内蒙，她采访了冯玉祥将军；在汉口，她见了北洋军阀将领吴佩孚；在上海，她见到了后来成为共产国际地下党员的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广州，她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报导了省港大罢工，采访了罢工领导人苏兆征。
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中国，先是深入武汉，报导工人运动，之后深入湖南农村，报导了中共领导的残酷的农民运动，其后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大赞中共革命，而其对于工人、农民运动背后的残酷，斯特朗或是被刻意隐瞒，或是有意忽略。
斯特朗第三次来中国是在1937年年底。她经香港到达武汉，之后又到山西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等领导人，为中共虚伪的“抗战”假象所感染，遂发表了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并得出“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的结论。
第二年春天，斯特朗回到武汉时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年3月，斯特朗回到美国。
1940年初，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她在重庆与周恩来就局势进行了多次长谈。据说在其与周第一次交谈时，周称最近两年来蒋介石的将领们与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加剧。周还给斯特朗提供了一些文件，并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
1942年2月初，即“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二年，正在回美国途中的斯特朗接到了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内称：“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共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还有 “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声明列举出“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15点“阴谋计划”。斯特朗迅速通过朋友将上述材料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从而混淆了国际视听。
第五次访华采访毛
抗战结束后，斯特朗搭乘美国军方飞机于1946年第5次来到中国，并马上前往延安。
在延安，斯特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并对其进行了采访。毛在与其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在谈话中多次应用。斯特朗为毛的口才所欺骗，采访结束时，她还激动的表示：“我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谈话，我会尽快把它整理出来，传回美国发表。”不久，斯特朗的采访传遍了全世界，毛的“纸老虎”的说法也广为人知。
1947年初，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之际，中共觉得暂时放弃延安，斯特朗被迫离开延安前往上海。临行前，中共毛、周等人希望她将亲眼所见传递给世界。问题是，语言不通的她看到的不过是中共希望她所看到的罢了。
定居中国 为中共做外宣
据苏联媒体报导，1949年1月斯特朗被捕，在“卢比扬卡”地牢关押了六天以后，她被以“从事间谍和颠覆苏联活动”的罪名驱逐出境。据说，她被驱逐出苏联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当局不满她与中共和毛的紧密接触以及与中共高层的接近。
不过，斯特朗并没有理睬苏联的警告，回到美国后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美国人介绍她所看到的中共和中国。斯特朗还撰写了《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一书，记录了国共内战期间她在延安等地的经历。
冷战开始后，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斯特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斯特朗决定前往中国，但美国政府以她“自始至终都一贯是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份子”而拒绝发给她护照。斯特朗通过与美国政府打官司拿到了护照。
1958年，斯特朗第6次访华，此时已是73岁，而且健康状况欠佳，她决定在北京定居，并在此后再次充当了中共的外宣工具。在此期间，她创作了歪曲事实的《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西藏农奴站起来》等书，并满怀激情的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向世界发出了中共所期望的报导。 而中共对其也是奉为上宾。
在中国失去了安全感
1966年文革爆发后，斯特朗加入了红卫兵，成为为数不多的加入红卫兵的外国人中的一个。而作为替中共对外发声的“红色记者”，斯特朗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然而，当她看到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相识的老友刘少奇、陆定一等一个个被打倒，她开始坐立不安。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中国再也没有安全感了……已为混乱不安的感觉所代替。”
在焦虑不安中，斯特朗于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84岁。
一生都在追求革命的斯特朗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中共利用的好惨！因为她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所写的都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共产党是不仅祸害了苏联人，也祸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朗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共产党的“帮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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